在將來的赦免協議中喪失一部分談判資本。

斯塔爾的這個“擠壓策略”，讓莫妮卡滑到了絕望的邊緣。她拒絕忍受他緩慢的法律折磨。她不知道，對於斯塔爾來說，這個決定不僅是一個法律事務，也帶著私人情緒。就像評論員彼得·馬斯指出的那樣，“斯塔爾的辦公室裡的空氣明顯帶著一種清教徒式的挫敗感和怒氣，自從萊溫斯基拒絕攜帶竊聽器，他們就決定一定要她為她的固執付出代價。”

當莫妮卡為她的性道德、她的忠誠和她的原則受到懲罰的時候，背叛她的特里普卻受到了斯塔爾方面的寵愛，他們給了她一間安全的房子，還答應讓她保留那份8萬美元年薪的政府工作。斯塔爾手下的一個調查員鮑伯·位元曼告訴莫妮卡，當他們去特里普家裡的時候，她如何給他們做美味的點心，如何端上滿盤的糖果。如果他講這些是存心想傷害莫妮卡，那麼他成功了。

斯塔爾目光銳利地盯著莫妮卡生活中每一個微笑的地方。他不滿足於用一紙搜查令讓莫妮卡交出電腦和磁碟以作調查之用，甚至要求擴大調查她的弟弟以及父親。她的母親已經徹底輸掉了避免出庭作證的戰爭，她覺得自己好像行走在一條語言的雷區。她竭盡全力不傷害女兒，但是知道自己必須說實話。

斯塔爾開始動真格的了，第一步就是在1月底，兩個FBI探員事先沒有通知就去了邁克爾就讀的大學。醜聞曝光的幾天前，莫妮卡透過聯邦快遞給她兄弟送了一件毛衣。這些探員認為這個清白的包裹裡面可能會有總統送給莫妮卡的禮物，她想把它交給兄弟儲存以測安全。他們知道金斯堡是這個家庭的律師，他們還是去了卡耐基·梅隆大學，在邁克爾的寢室裡對當時才20歲的他展開詢問。他們問他是不是知道莫妮卡的行動，其實是想探聽他什麼時候和她一起在華盛頓。當他們離開以後，邁克爾打電話給金斯堡，告訴他自己被迫接待了這些不受歡迎的客人。律師非常生氣，他告訴邁克爾，沒有他的授權，他不必回答任何人任何問題。“我感到很害怕，”邁克爾說，“我想我大概把事情搞糟了，但是當FBI探員站在你家的門口，向你出示他們的警章的時候，你的本能反應就是如實回答他們的所有問題。”

斯塔爾目光銳利地盯著莫妮卡生活中每一個微笑的地方。他不滿足於用一紙搜查令讓莫妮卡交出電腦和磁碟以作調查之用，還要求華盛頓的Kramerbooks　&　afterwords書店提供1995年以來莫妮卡在這裡所有的買書收據。“這是一種人權侵犯，”莫妮卡抱怨道，“好像在美國，除了莫妮卡·萊溫斯基，其他人都擁有人權。我覺得我就像不再是這個國家的公民一樣。”為了進一步顯示他們的力量，在斯塔爾辦公室的授意下，FBI開始給伯尼·萊溫斯基醫生施加壓力。金斯堡告訴伯尼，可能斯塔爾辦公室或FBI會調查他的納稅申報單，這個行動經常被用來調查洗黑錢。當他們發現這些辦法沒有奏效的時候，他們又把目標轉向他醫療方面的稅務檔案，他們說他們想詳細檢視他醫療保險的賬單。伯尼相信，“所有這些針對我們家庭的折磨和威脅，都是為了強迫莫妮卡給出他們想要的東西……在那個時候，莫妮卡沒有被赦免的機會，無法逃脫監獄的威脅。金斯堡讓我們做好準備，隨時應付任何不測。”

對於她弟弟和爸爸的折磨已經夠壞的了，然而對於瑪西婭的折磨又是另外一種樣子。事實上，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將面臨犯罪指控，是她們在麗池卡特被折磨的幾天後。莫妮卡的律師金斯堡告訴她，斯塔爾的調查官決定“讓媽媽過了。”意思是他們決定不指控她犯罪。“他們一定是在開玩笑吧，”瑪西婭說，“我根本不知道磁帶上錄了些什麼，事實上我甚至都不知道它們存在。”在莫妮卡身邊的那些人中，瑪西婭是最容易被利用的。當她離開麗池卡特的1012號房間，她就收到了一張傳票。瑪西婭意識到斯塔爾想利用她來對付自己的女兒。“他們發現了她惟一致命的弱點，那就是我。”瑪西婭說，“要讓一個人做他不願意做的事情，有什麼比威脅他所愛的人更有效的辦法呢？”

2月10日，在布蘭特伍德，莫妮卡正在她父親舒適的寓所裡看電視，突然她驚恐地看到母親出現在螢幕上，她被要求在大法官面前作證。莫妮卡太震驚了，在她出發去洛杉磯前，瑪西婭的律師比利·馬丁還向她保證瑪西婭的出庭會被推遲。第一天，瑪西婭看上去還能比較自如地應付她的出庭，但是到了第二天，她看上去狂亂又悲傷。事實上，她站在證人席上幾乎要垮掉了，一個護士和一張輪椅已經為她準備好了。幸好最後她還是硬撐著自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