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告訴我們，當莫妮卡的車停下來，她會在外面的草坪上向你問候。我們感覺像是電影演員，這不是我們想要的。”當金斯堡吩咐莫妮卡下車投入伯尼的懷抱的時候，她也同樣表示不喜歡這些。“這是很私人的，”她說，“我不想把我的感情展現給全世界看，我們都不喜歡這樣。不過，我後來客觀地去看，這樣父女團聚的場面，的確能贏得同情。”

即使如此，金斯堡也有點搞砸了場面，他告訴記者說，莫妮卡回到父親身邊，就像切爾西在大學第一學期結束後回家去看克林頓那樣。這個評論讓莫妮卡極為“討厭”，她強調，“我知道對於總統來說切爾西是多麼珍貴，她的私人生活是多麼重要，我從來都不想以這種方式跟她聯絡在一起。”事實上，莫妮卡認為金斯堡很多言行都有問題，再加上他喜歡上鏡，漸漸地，這個“伯父金斯堡先生”和他年輕的委託人之間的關係有了裂痕。

然而那時，莫妮卡、伯尼、芭芭拉只是擁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分享著醜聞爆發後三個人在一起的最初時光。對於莫妮卡來說，“看到爸爸，就像在海上迷失方向的人突然看到遠處的燈塔一樣。我們哭作一堆。見到他讓我感到踏實，我需要他。”一大群記者等在外面的時候，莫妮卡一家坐到餐桌前，一邊吃著伯尼的拿手菜（他是一個自學成才的優秀廚師），一邊試圖理清楚最近幾個星期發生的事。

他們沒有詳細談論這個法律事件，因為他們懷疑這棟房子被FBI監控了，如果他們講了什麼不恰當的話，伯尼可能會收到斯塔爾的傳票。“大家情緒都很激動，一起哭泣，互相給對方鼓勵。”伯尼回憶道，“這是一次感情充沛的會面，因為大家都感到很痛苦，我們的家庭生活被如此惡意地撕裂。莫妮卡尤其需要和他的爸爸好好談談。”

莫妮卡在洛杉磯的大部分時間被關在房間裡，雖然每天她都能躲過別人的目光，爬上樓上的天台，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享受陽光照在臉上的感覺。芭芭拉發現，“那麼多人站在屋子外面，太具有侵略性和危險性了。”一天晚上，他們一家就完全領教了媒體暴徒們的力量。那天他們去附近一家叫做“洛杉磯農莊”的餐館吃飯，等他們出來的時候，看到十幾架攝像機和照相機在外面等著他們。

當伯尼去開車的時候，莫妮卡和芭芭拉試圖走出這些機器的包圍，天真地以為人們會給她們讓出一條路。然而她們被焦躁的人群吞沒了，一個攝影師牢牢地抓住莫妮卡不讓她走。最後，伯尼一下子把幾年體能鍛鍊積累的力氣都使了出來，推開車門，她們才能夠成功逃脫。“我可真是嚇壞了。”莫妮卡說。

這還不是他們最糟糕的經歷，第二天，他們的車沿著高速公路行駛的時候，被一輛滿載記者的車給撞了，芭芭拉身體猛向前傾，受傷了。這時，本地KNBC電視臺的直升飛機在他們頭上盤旋拍攝，他們打電話報警，警察建議他們無論如何都要呆在車裡，因為這次車禍是記者們的一個策略，迫使他們離開車，讓他們能夠拍照。值得讚揚的是，本地的媒體評論員都為同行的所作所為驚駭不已。有人指出，莫妮卡遭遇的追捕比新近威爾士公主遭遇的更殘酷粗暴。《華盛頓月刊》編輯查理·彼得談到媒體的狂暴時說，“幾個月以來，他們就像得了神經病一樣，這是我這輩子看到的最過分的報道。”

肯尼斯·斯塔爾和媒體一樣，也在追逐著莫妮卡，想在她的生活中找到足以定罪的線索。在莫妮卡去洛杉磯之前，負責她案子的法律小組就要求她每天和斯塔爾代理人進行一次會面，這是赦免協議的一部分。

斯塔爾王國（2）

不只是媒體馬戲團聞到了血腥味，斯塔爾現在磨刀霍霍準備動手。在莫妮卡出發去洛杉磯前，她和她的律師團同意了斯塔爾方面提出的，作為豁免協議的一部分，她要在那裡每天接受他們4小時的面談。

然而，檔案上的墨跡還沒幹，斯塔爾就變卦了。2月4日，星期三，表面原因是因為莫妮卡拒絕指控總統要求或協助掩飾，斯塔爾撤回了他的赦免令。同時，他還要求和他的主要證

人面談。“沒有什麼比和證人面對面對了解案情更好的了，”他對記者們說，“問一些細節，把答案跟證據對比，如果需要，還會測謊。”

金斯堡又在四處奔走，他遞交申請，要求執行豁免的書面協議。他知道斯塔爾的這個決定意味著策略的改變：他現在試圖獨立尋找特里普錄音帶上記錄的故事的證據，他要把莫妮卡的家人、朋友和白宮的同事都叫到大陪審團面前。這不僅能證實他關鍵證人的可信性——現在依然可疑——也能讓莫妮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