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的事情。在信中她這樣寫道：

親愛的英俊先生：

我真的需要與你討論我現在的情況，我們之間有五個多星期沒有聯絡了……請不要對我這樣殘忍。我覺得自己是被利用，而且用完就被扔在一旁，我覺得我成了一個無關緊要的人。我明白你有多麼辛苦，可是，我只是想跟你說說話，找一個解決的方法。最後一次，我乞求你（開始她在這裡寫道，“從我內心深處”，可後來又被她自己塗掉了），星斯二晚上我可以簡短地與你見一面。

有一點值得注意，這封簡訊中，“我覺得自己是被利用，而且用完就被扔在一旁，我覺得我成了一個無關緊要的人”這幾句話，是特里普加上的。

第二天，莫妮卡給貝蒂·庫裡打電話，貝蒂只是簡單地告訴她，現在總統太忙，沒法抽時間與她見面。從這一刻起，莫妮卡開始陷入瘋狂，她說，“這時我真的覺得很憤怒，我已經完全不理智了，那時候的我只能像一個臭蟲一樣纏住貝蒂。”有一次，莫妮卡甚至在電話裡對著貝蒂大哭，好在貝蒂是個非常鎮定而且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在電話裡慢慢安撫了莫妮卡的情緒。更讓莫妮卡感到屈辱的是，她後來才得知，在給總統寫信的次日，她給貝蒂打電話，總統當時竟然就站在貝蒂身後。貝蒂安慰她說，總統會在一兩天後給她打電話，可是他始終沒有聯絡莫妮卡。

好友凱瑟琳雖然遠在千里之外的東京，她還是敏感地體會到了朋友的情緒，7月2日她又給莫妮卡發來電子郵件，焦急地勸說她離開華盛頓，她寫道，“莫妮卡，現在我真的為你感到擔心。我還是覺得，你應該離開這個地方，至少不要再在政府部門工作了。我感覺你已經處在了危險中，你的心理狀態非常不對頭。我感覺你現在非常非常痛�苦……�我不能不為你擔心。”

給總統寫了那封簡訊後，莫妮卡耐心等待了兩天，當她意識到總統仍然不願意理睬她時，莫妮卡勃然大怒。7月3日，莫妮卡早上一醒來，就決定再給他寫一封信，將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告訴他。這封信她寫了整整三頁紙，開頭的稱呼也不像原先那樣親熱，改成了生硬的“親愛的先生”，在信中，她批評他食言，答應為她在白宮找工作，可過了這麼久都沒有兌現，同時還憤怒地講述了自己在瑪莎·斯科特那裡受到的冷遇。她並沒有想到要威脅他，可是為了讓總統重視她的來信，她還是提醒他注意，她在1996年4月離開白宮時，是眾人公認的“好女孩”，同時暗示他，父母已經再三追問，不明白為什麼她沒辦法回白宮，假如被他們逼急了，她也只好向父母承認他們的這段關係。現在莫妮卡的解釋是，“我只是想讓他明白，不給我幫忙會給他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她還第一次向總統提出了另一種可能，假如她真的沒辦法回白宮，那麼，總統至少可以幫助她在紐約的聯合國總部找一份工作。她回憶說，“這封信裡，我確實說了一些很過分的話，但我所說的一切都是出於真心。我告訴他，他現在給我的感覺很像是我的母親，和她一樣，他也是一個鴕鳥，碰到問題時從來不肯大膽面對，而是一味地將頭埋進沙子裡。我還在信中說，如果他不想讓我回白宮，就直接對我說實話。”最後在信中她寫道，她是一個聽任自己的心聲做事的人，之所以還會給他寫這封信，這是在給他最後一個機會，允許他補償以前犯下的過錯。

她將信放在一個大號信封裡，上面寫著“P先生收”，“P先生”是莫妮卡與總統之間的暗語，指的就是“總統先生”（譯者注：英文裡總統的第一個字母就是P）。然後她在白宮的北門，將信遞給了貝�蒂·�庫裡。這一次總統的反應倒是很快，幾個鐘頭後貝蒂就打電話給莫妮卡，讓她在次日上午9點半到白宮來。第二天是7月4日，美國獨立日，在這一天，美國各地都會放煙花、舉行各種慶祝活動。

特里普的罪（4）

終於在她的各種手段下，與總統見面了。但很快，威利的麻煩使特里普變成了她最危險的朋友，總統正在感受到強大的威脅。1997年8月初，《新聞週刊》刊發了威利與總統性騷擾案的文章。特里普作證說，當威利走出橢圓辦公室時，她“衣衫不整，臉上泛著紅暈，嘴上的口紅不見了。她看起來非常慌亂、快樂而且喜氣洋洋。”這段話足以證明總統和威利之間確實曾經單獨會面，可卻與她受到總統性騷擾的說法互相矛盾。

他從辦公室裡走出來，冷冷地看著莫妮卡，目光從上掃到下，然後才喊她進去。正準備走進裡面的書房時，貝蒂小聲地對莫妮卡說了句，“記住——無論如何都不要哭。”然後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