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讀到報道，葆拉·瓊斯已經把賠償金降低到50萬美元，那麼他就應該結束這官司，再發表一個宣告，表示自己厭倦了把精力花在官司上，這事也給他的家庭造成傷害。（瓊絲案最後雖然宣判克林頓無罪，不過1999年1月達成的和解還是要求他支付瓊絲85萬美元）

40分鐘的長談過後，他說如果她願意來取聖誕禮物，他可以叫貝蒂把她帶進白宮。不過，莫妮卡拒絕了，溫柔地駁斥了他的想法：“這個週末貝蒂是如此悲傷，怎麼能再去麻煩她呢？”

掛上電話那刻，莫妮卡感到身體不適，淚水嘩嘩滑落。她回想說：“總統真不善於講壞訊息啊。疼痛從肩膀直接傳來，我真是感覺不舒服、驚恐、緊張——那時我還不知道，這只是我噩夢的開始。”

她回去也睡不著，急著想找人聊聊。猶豫一陣後，最後還是打電話給特里普，既然她們都在同一艘船上，就該好好討論討論問題。因此，12月17日凌晨，滿面淚痕的莫妮卡打電話給特里普，告訴她自己也在瓊絲案的證人名單裡。

她在焦躁不安的情緒下度過了那個夜晚，早上她去庫裡的家中安慰她。在那裡呆了幾個小時，陪伴貝蒂，幫她籌備哥哥的葬禮。即使在她幫忙幹活的時候，也忍不住去想那沉甸甸壓在身上的新麻煩。她只是不明白為什麼自己會被葆拉·瓊斯的律師們盯上，懷疑很可能自己的電話被人竊聽，房子被人監視。

傳票、特里普和工作，都讓人擔心受怕，緊張不安。莫妮卡特別擔心，總統會發現她早已把他們的關係告訴別人。她打算不擇手段，也要讓特里普答應保守秘密。莫妮卡甚至在電話裡許諾，只要特里普保持沉默，自己就會把悉尼郊區一套公寓價值5萬美元的一半所有權送給她，那是莫妮卡和弟弟共同擁有的財產。她說：“那時，我早已不顧一切，可以做出任何事。”

第二天，12月18日，她有兩個紐約的面試。17日晚上她出發前，打電話給母親，懇求她去機場接她。她想找人說說過去那可怕的24小時，又擔心母親的公寓也被人監視，覺得惟一能進行秘密談話的安全地點就是瑪西婭的汽車裡。最後，瑪西婭是坐計程車來接她的，她們兩人都不懂法律術語，莫妮卡只能泛泛談了自己可能要被叫去當瓊絲案的證人。私底下，她非常擔心特里普的改變，也越來越懷疑後者的言行舉止。

第一場面試在MacAndrews&Forbes，第二場是和一家叫Burson…Marsteller的公共關係公司。她在後一場面試中表現出色，他們叫她幾天後參加一次正式的筆試。然而，這麼積極的開局也沒有讓她快樂起來，她坐計程車去機場回華盛頓，途中淚流滿面。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白宮夢徹底破滅了。她長期以來一直生活在這個想法之中，迴歸的希望起起落落，表面上也曾接受特里普的判斷——她被列在黑名單中。不過，不管埋藏得多深，她總是儲存著一線希望。現在，在另一個城市看另一個辦公室，考慮另一個全新的工作崗位，那線希望最終徹底消失了。她說：“那時我意識到，沒有哪裡的辦公室氛圍能和白宮相比。被迫承受如此苦澀的失落，真是痛苦萬分。”

如果說總統凌晨那個電話是莫妮卡的噩夢，那麼真正的夢魘要到兩天後才真正開始，1997年12月19日下午3點30，她一直擔心害怕的那個電話終於來了。“莫妮卡·萊溫斯基？”電話那頭的聲音響起：“我要給你一張瓊絲和克林頓案的傳票。”她裝作一副驚恐的樣子，不過無阻於真相的來臨。

她到五角大樓地下出口的檢查站那裡接過傳票，把它捲進包裡，糊里糊塗地走了回來。她回想說：“我緊張，呼吸急促，情緒反常，眼淚也流了出來，根本不知道何去何從。”除了找貝蒂，她沒有別的聯絡總統的辦法，可是她又不能去找正為哥哥去世而悲痛欲絕的貝蒂。絕望中，她走到一臺公用電話前，打給喬丹。

她在電話裡泣不成聲，最後惱怒的喬丹告訴她，自己一句也沒聽懂她的話，叫她下午5點去他辦公室。莫妮卡冷靜下來，洗了洗臉，回到辦公室，對上司肯·培根說自己因為有急事要早走一會兒。培根注意到她的神情不對勁，告訴自己妻子達茜晚點時候給莫妮卡打個電話，看看有沒有問題。

更糟糕的是，當她來到喬丹辦公室，發現他是如此粗暴無禮和漠不關心。他說傳票沒什麼大不了的，一個相當標準的法律程式而已。當然，他們還是達成一致，要為莫妮卡找個律師，喬丹打電話給華盛頓的一個頂級律師弗蘭克·卡特，幫她約了個時間。莫妮卡告訴喬丹，真正讓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