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貞女或娼妓兩類，非此即彼；女人性行為的兩種態度被塑造為相互對立的兩種人，即好女人和壞女人。羅素在一篇文章裡回憶說：“在我小的時候，有身份的女人普遍認為，性茭對於絕大多數女人都不是一件快事，她們在婚姻中所以能忍受性茭的痛苦，只是出於一種義務感。”他還指出：“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在精神方面是受到束縛的，許多女性現在仍然如此。這種束縛在意識方面並不明顯，因為它屬於下意識的抑制。”（羅素，牧原編，第64頁） 在如何處置賣淫現象的問題上大致有三種立場：賣淫非法化；賣淫合法化；賣淫非罪化。 第一種立場是視賣淫為非法。世界有一些國家和地區以法律形式規定賣淫為非法，但是警方對賣淫行為往往採取眼開眼閉的辦法，並不嚴格執行有關的法律，或只對此做較輕的處罰，因此很少有什麼國家能夠真正取締所有的賣淫活動。 19世紀的女性主義運動是反對賣淫的。當時女性主義提出的口號是“女人投票，男人貞潔”。男人的賣淫消費被當作男女雙重道德標準的一個典型表現。性學家威克斯指出：從19世紀50年代以後，英國社會有一種對賣淫的社會含義的“廣為傳播的恐懼”，人們大量使用“社會邪惡”與“社會弊端”這些詞彙，使賣淫具有了極大的“象徵重要性”。賣淫對於“可敬的中產階級已婚女性”構成了一個“他者”，直接影響了婚內性關係。人們相信，妓女有特殊的避孕方法，是不道德的，而反對避孕成為可敬的已婚女性的生育規範。（轉引自Harding；　27）&nbsp&nbsp&nbsp&nbsp

五、關於賣淫問題的論爭（2）

第二種立場主張使賣淫合法化。它主張使男女雙方同意發生的性行為不成立為犯罪，不論有無報酬。賣淫合法化的一個好處是，透過對妓女徵稅，可以使妓女和嫖客的利益安全得到保障，這在很大程度上能夠使妓女擺脫剝削，不必完全依賴於妓院老闆。這種作法還可以減輕治安系統的負擔，可以使妓女較少遭受黑社會的侵擾；在受到威脅和盤剝時，能有更多的機會尋求警方的保護。它把賣淫業與賣酒業相比：賣酒業由政府控制，抽取重稅，對服務的時間、顧客年齡和持照人資格都有專門規定。已經採用妓女註冊領執照，並開設紅燈區的國家和城市有英國、法國、瑞典、荷蘭、德國一些地區和阿姆斯特丹、漢堡等城市。有人擔心如果賣淫合法化，新的妓女會大量產生。但是在賣淫合法化的國家並未發生這種情況。 主張賣淫合法化的人們往往從功能論角度分析賣淫：賣淫的社會功能是為廣大男性軍人、變態者和長相醜的人服務，還有許多男性找妓女是為了逃避傳統男性異性戀角色。傳統男性異性戀角色太過強調男性的能力、勇猛和統治地位。四分之一的嫖妓者是為了被動地躺在那裡，讓女人去做一切事。在北美所做的一項數千人的大規模調查表明，48％的嫖客嚮往“被動的性”，而另一項類似調查的結果中，這個比例更高達74％。（Segal。；　213…214） 對於賣淫現象應當採取什麼態度，在女性運動和女性主義的各個流派中有著激烈的論爭。最主要的困難在於又要反對賣淫又要保護妓女這一兩難命題。女性運動不可能贊成賣淫，因為它使女性的身體商品化，供男性剝削和消費；同時，它也反映出女性地位的低下。另一方面，女性運動也不能支援禁娼的立法，因為它限制了女性掌握和處置自己身體的權利。於是，女性運動就在賣淫問題上陷入兩難境地。 於是，在賣淫這個問題上出現了第三種立場，即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關於賣淫非罪化　（decriminalized）的觀點。她們的態度受到了1963年沃芬頓報告（Wolfenden　Report）的影響。英國沃芬頓爵士受政府委託，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為英國制定對同性戀和賣淫活動的法律提出專家報告，報告的題目是《關於同性戀與賣淫問題委員會的沃芬頓報告》，這個報告影響巨大，地位崇高，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具有不容忽視的深遠意義。報告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私人的不道德不應當成為刑事犯罪法制裁的物件。”（Pearsall；　124）　刑法不應承擔對每個不道德行為的審理權。例如，婚外性行為也是不道德行為，賣淫和其他婚外性關係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只懲罰賣淫行為是不公正的。因此，賣淫不應被從所有其他不道德行為中單挑出來，被置於刑法審理的範圍之中。按照英國的現行法律，警察只能以拉客　（強求）　的名義逮捕妓女，而娼妓和嫖客不會因雙方自願的不道德行為受到刑事懲罰。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指出，反賣淫法是違憲的，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