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美國最後的不公平現象”，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也隨之誕生。1965年，約翰遜總統請我調查他的“偉大社會”立法對於美國社會的影響。儘管這是一項非常有意思的任務，但是我們似乎根本不可能理清當時的形勢，更不要說預測這些立法對於美國將來的影響了。而且，我再也不能忍受約翰遜總統不惜一切代價贏得越南戰爭的狂熱思想（他曾經說過，“我決不會是第一個捲起尾巴逃跑的美國總統”）。於是我離開了白宮，接受IBM的邀請，成為總裁湯姆？沃森（Tom　Watson）的助理。

1967年4月，底特律爆發了種族騷亂。那年夏天，黑人權利的倡導者們開始宣揚武裝革命，騷亂席捲了整個美國。約翰遜總統還命令4700名傘兵空降因為騷亂而近乎癱瘓的底特律市。當時的底特律市長卡瓦諾（Cavanaugh）形容說，“這裡就像是1945年的柏林一樣”。總統還下令國民衛隊（National　Guard）下屬的所有部門都要進行反暴動的訓練。第二年，馬丁？路德？金和博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的被暗殺事件更加加劇了騷亂。大約就是從那時開始，人們不再使用“黑鬼”（Negro）這個詞語，轉而使用“黑人”（black）。美國的所有城市都是一片狼藉，企業界也都茫然不知所措。國家的動盪促使我極力想尋求一種可以監測國家轉型的方法。但是我怎麼樣才能真正看到美國的未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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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2）

有一天，我在芝加哥郊外的一個報亭買了一份《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報紙上的大標題講的是當地的學校董事會已經投票透過了一系列新的改革計劃。我接著瀏覽了一下這個報亭所出售的全國各地的報紙上關於當地新聞的大標題。突然，我意識到，如果每天都能夠閱讀這些地方報紙，那麼我就可能會發現國家的一些新趨勢，我就能夠了解美國現在的形勢了。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好辦法，真是謝天謝地。

我的冒險精神又一次跳了出來，於是我離開了IBM和湯姆？沃森，離開那個令許多同事豔羨的職位。我用最後的薪水開了自己的公司：城市研究公司（Urban　Research　Corporation）。

不久，越來越多的員工和我一起開始對160種地方日報進行分類、分析。我們的理念認為，各個地方所發生的事件的總和就是我們國家的現狀。我根據自己的經歷和當時的思維方式對眾多事件進行分析和整理。然後，我們把所發現的情況總結起來，作為週刊發行，週刊的名稱為《城市危機監測》（Urban　Crisis　Monitor）。很快，許多公司開始訂閱這本期刊，我也開始就自己對美國形勢和趨勢的理解四處演講。

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我一直和許多大公司合作，並且透過我們的內容分析方法瞭解這個社會。透過高度地方化的資料庫，我目睹著一個新型社會的大體輪廓在慢慢形成，也對美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形成了一些看法。

儘管對我來說，許多趨勢都是確定無疑的，但是很多人在當時都沒有認同我的預言。而且，我還冒著得罪專家們的風險，他們很可能會認為僅僅從變化的角度來研究這個世界是一種過於簡單的做法。但是當時我就認為這種風險是值得的。我感覺在一個越來越複雜、用冷冰冰的方法來分析周圍事件與思想、資訊量如此龐大以致於個人的聲音微不足道的世界中，我們是急需組織結構的。有了簡單的框架我們才能開始瞭解這個世界。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也可以隨時對這個框架進行修正。正是這些思想促成了《大趨勢》這本書的出版。

《大趨勢》一書的銷量大概為900萬冊。隨後我又出版了《改造企業》和其他幾本書，其中就包括《2000年大趨勢》。我的講座和演講遍佈七大洲，不管走到哪裡，記者、政治家和企業界都會問道，“下一個大趨勢是什麼呢？”我的聽眾們都想知道到2010年，或者2030年我們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而且他們還會不依不饒地提出下一個問題：“你是怎麼知道的呢”和“你是如何進行你的工作的呢？”

定見

對於一個拿著錘子的小男孩來說，周圍的一切似乎都是可以敲打的釘子

一天下午，我的朋友託尼？奧夫納（Toni　Ofner）一直在追問我是如何進行自己的工作的。我回答說自己蒐集了大量資訊，閱讀了許多報紙，還與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思想與觀念，這所有的一切都幫助我明瞭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