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高幹病房就緊張，老紅軍居功，他們脾氣不好，我們常被病人打、罵、罰立正，或被踢一腳，很受氣。首長們帶槍，我們都害怕，有一人拿槍把姜傑副院長嚇得從視窗跑掉。當時是解放戰爭，戰爭很殘酷，受傷人多，很重的傷員都要到院子自己打飯吃，從戰場上下來的傷員情緒特激烈、不穩定，抬來的傷員看見穿白大褂的人就罵，老子在前線打仗，你們在後方吃小米。我當時覺得自己都要不正常了。一次有個團長一把抓住我，揪下我的口罩說，你長這麼漂亮，讓我娛樂一下。我說，你講什麼，老革命？有的病人戰爭歇斯底里，冬天晚上光著身子到處跑，有個女指導員跳井，沒死，有個精神病人，天天要吃兩個麻雀，兩個精神病人住內科，如果犯病厲害，就捆在禮堂。醫務人員與病人（休養員）矛盾大。華北軍區專門來人給休養員做工作。

沙飛不是我的病人，他住內科高幹病房，在二排東頭。內科8個醫生輪流值夜班，有一次，我值夜班，沙飛失眠，睡不著，叫我去。我們經常跟津澤一起去各病房查房，沙飛說話隨和，有禮貌，給人印象很好。我不覺得他怪，挺尊重他的。大家都知道他是藝術家，他從沒有糾纏姑娘。他的病房牆上掛著槍，放在木頭殼裡，床頭櫃上放著杯子、藥瓶，輸藥液瓶放幾支野花。

沙飛經治醫生張富雲1998年、2001年、2003年回憶：我在北方大學醫學院畢業，當時19歲。沙飛因肺結核住院，我們都知道他是畫報社主任，高幹、有名，很照顧他，伙房專門煮飯。他與賀綠汀、藺柳杞、汪克明、曹中南等人先住農村留營農民房，賀綠汀也患肺結核，我是他和沙飛的經治醫生，賀綠汀自己做棒子麵糊糊，他較早出院。首長們是一家一家住，他們互相串門、打撲克，沙飛會打橋牌。鍾元昌團長是長征幹部，強渡大渡河時是機槍排長，他肝濃腫。有十幾個高幹，後來陸續出院，剩不多了。有個穿小花褂子的小姑娘來看沙飛，我正好在，他說這是我姑娘。

後來搬到現在的醫院，沙飛一人住一間大房，他走後住6至8人，他的病房在第二排中間，房子向陽、落地玻璃，陽光充沛。警衛員白天陪他，晚上在招待所住。幹部有病都是津澤主任親自看，出院也要主任批准。為了讓首長多休養，他們自己不要求出院，我們不會提出。沙飛幽默逗樂，叫服藥就服藥。

醫生管的病人都要自己親自透視，2至4週一次，津澤給沙飛透視，我都跟去。沙飛的肺已鈣化，結核治好了，他心臟沒雜音，胃有時不舒服。他病好了，特別高興，有兩次說要出院，我給他辦手續，他都說叫津澤來。津澤中國話講的不太好，我怕主任說話不清，病人難以理解，主任去沙飛那，我都跟著去，在旁邊。沙飛說我的病好了，能出院嗎？主任說能出院了。接著就沒話說了，主任就走了。過了幾天，沙飛又說要主任來一下，津澤拿了拍的胸透的片子給沙飛看，他也沒說什麼，主任又走了。

原醫院護士李富鎖：一般來的首長都是我們護理。沙飛患肺結核，病較重，臥床不起，他住單間，津澤親自給他看病。那時9個較重的肺結核病號，大部分都死了，就沙飛的病治好了，對他的治療和護理都是比較精心的。搬到醫院後，他的病情好多了，能起床出來轉了。（1981年7　月　北京軍區軍事法院“沙飛案卷”摘抄）

劉志1980年回憶：一次我隨津澤勝查房，見到沙飛，他當時表情抑鬱、沉悶，眉頭緊鎖，不講話，對查房的人冷淡。我們離開病房後，主任介紹說，這個病人神經衰弱很厲害。

冀連波1981年回憶：1948年夏，抽戰爭空隙，我去醫院看沙飛，很突出的感覺就是，他瘦了很多，幽默、風趣的風度不見了，兩個多小時見面，除談前線作戰採訪情況，他還談他的肺病，缺少必要的藥物治療，短時間內治不好。我發現他眼神有時呆痴，臨走時，我安慰他幾句，並把我的一支派克筆送給他。

我要幹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2）

李遇寅1981年回憶：1948年夏我去醫院看沙飛，拿去幾本《晉察冀畫報》，他給我看，說畫報有政治問題，文字說明都有政治問題，他一頁一頁給我分析，說明問題嚴重性，說了很長時間，他說章文龍、趙啟賢二人都有政治問題。畫報編輯出版，首先經沙飛審，再經宣傳部審。1948年冬我去看他，他面色憔悴，呼吸短促，說話上氣不接下氣，問他為什麼不走，他說要在這裡吃一頓飯。看樣子他很困。

胡忠1981年回憶：1948年我和沙飛都住醫院。他看英文雜誌，說得肺病的人露宿可以吸收新鮮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