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飛，他原來在部隊裡專門照相，由於他開槍打死了一個日本醫生被槍斃了。

不久，母親被人民銀行派往香港接收中國銀行，後來她在廣州工作，把小妹接去了。

每逢週末小朋友的父母都來接孩子回家，我羨慕極了，而我和從阜平上莊老鄉家接來的弟弟無家可歸，學校就是我們的家。

母親到北京開會時來看我們，在東北空軍當兵的大哥和正在讀中學的大姐來看我們，石少華和夫人連斐娥來看我們。八十年代初，有一次連阿姨對我說：“你們小時候我們去八一學校看你們，你抱著我問：‘阿姨，你是不是我媽媽？’我說不是。你又問我，‘哪個阿姨是我媽媽呀？’我的眼淚都流出來了。”那時的我真是太小、太小了。

當時的八一學校是極特殊的環境，開國元勳、高階將領及烈士的子女很多，被留用的日本人的子女、曾有功勞但犯了錯誤、甚至非正常死亡人的子女也不乏其人，後者並未歸

為另類，還被歸入“烈士子女”的行列。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鄧小平、賀龍、聶榮臻等人的子女、侄、孫，大多在這裡讀書。因為是在八一學校，所以父親的死沒有給我幼小的心靈造成太大的創傷，在校長老師的關懷、同學的友愛中，我身心健康地成長，無憂無慮地度過了12個春秋，初中畢業時因獲金質獎章保送到北大附中。

1963年我從北京回到廣州母親的身邊。在家裡她從不提起父親，其實從來沒有任何人認真地告訴過我關於父親的事。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渴望瞭解自己的父親。

1965年夏天我高中畢業前夕，趁母親出差時，偷偷開啟了一隻從未見她開過的舊木箱。在一個黃色的牛皮包裡有個小鐵盒，裡面果然有我堅信應該有的東西：父親年輕時穿西裝的照片，父親母親哥哥姐姐的合影，父親在廣州、桂林影展的會刊，父親未寫完的自傳，1950年2月2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關於判處沙飛極刑的判決書等檔案。

我受到強烈的震撼。我終於知道了自己父親的生與死！第一次看到父親的照片，發現自己長得那麼像他！我感覺到血管裡流淌著父親的血，血緣把我和他緊緊地連在一起。我把照片拿去照相館翻拍，把檔案都抄下來。夜深人靜之際，我常常把照片、判決書拿出來，看著，吻著，流著淚，這是我少女時代最大的秘密。我還把全家合影送給北京的兒時知心朋友汪興華，讓她與我分享所有的歡樂與痛苦，她的父親汪克明將軍和那時才三歲的她及同胞姐姐建華都曾是父親的病友，在父親狂癲的日子裡，他們給過他友誼與歡樂。

歲月匆匆流逝，幾十年過去了。

從知天命之年起，我開始一點點尋覓父親的蹤影，一步步走近遙遠、陌生的父親……

父親，對我是永恆的。

王 雁

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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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幹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1）

1948年5月沙飛因肺結核住石家莊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他住在郊區留營村農民的房子，1949年春他隨大部分病人遷到醫院現址，部分病人住在離醫院不遠的城角莊。

時和平醫院醫生李蘊蘭2003年回憶：我在張家口醫科大學畢業，到醫院時19歲。醫院是1942年日本人蓋的，抗戰勝利後，國民黨3軍接管；石家莊解放後，我軍接管醫院及醫護人員。日本人津澤勝是內科主任，王玉景是總住院醫生，林兆信是主治醫生。有的醫生是滿洲醫大畢業的，華西醫大剛畢業的崔吉君在傳染科，奧地利人傅萊在傳染科兼醫科大學教員，姚遠方的愛人劉志是實習大夫，張榮志在婦產科，李富鎖當護士。醫院不少日本人，白求恩醫科大學也好多日本人，他們都住在和平醫院宿舍，禆田憲太郎是醫科大學病理專家，他們是反戰同盟的，單獨一個支部。津澤技術好，工作負責，對我們這些土八路的孩子要求嚴、教的細心，我們對他很敬佩，他手把手教我們學看顯微鏡，他要求醫生必須親自給自己病人化驗，他很敬業，很善。

傳染科在城角莊，離醫院很近。我是藺柳忌的經治醫生，他是結核病，還嚴重失眠，10天10夜不睡覺，給他用最厲害的麻醉藥，他只打哈欠，仍睡不著。當時藥少，後來才有鏈黴素，結核病死亡率高，有一晚死了7個人，大家都很緊張。高幹們大多在農村城角莊住院，帶炊事員、馬、馬伕、警衛員、老婆、孩子。他們不願搬到高幹病房，不方便。

我們醫生3個月一輪換到高幹病房，我們年齡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