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詩人則摩詰沉吟，遇劍客則猿公舞躍，遇棋客則鳩摩布算，遇道士則鶴氣沖天，遇釋子則蓮花繞座，遇辨士則珠玉隨風，遇靜人則木納終日，遇老人則為之婆娑，遇孩赤則啼笑宛然也”，這就是徐而庵在《才子必讀書敘》中為我們描繪的金日常生活的生動畫像。用毛澤東時代的話來說，是一個典型的放下知識分子臭架子，善於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沿著《講話》所開闢的光輝文藝道路奮勇前進的作家。如果不是生於三百多年前的明末亂世，相信至少在北京沙灘時代的中國作家協會大樓裡應該有他一個不錯的位子。　。　想看書來

書評家的真面目（4）

至於很多書中所樂於述及的金的酗酒，估計也是在那段婚後慵懶與政治失意的生活中養成的習慣。如在前面提到的曾為才子書作序的朋友徐而庵印象中，我們的批評家似乎一直“性疏宕，好閒暇，水邊林下是其得意處。又好酒，日輒為酒人邀去。”杭州的一個才子趙聲伯偶然到蘇州訪舊，也剛好遇上他與一幫哥兒們正在轟飲聚談。“徹三四夜而不醉，詼諧曼謔，座客從之，略無厭倦。偶有倦睡者，輒以新言醒之。不事生產，不修巾幅，仙仙然有出塵之致。”在沒有迪吧與搖頭丸的年代，這樣的自我放逐看來也是忘懷心靈苦痛唯一的選擇。但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仍然只是金世俗面目的一部分。有關他清醒時的樣子以及夜晚的生活，由於鮮有這方面的記載，因此一向也就為人忽略不記。事實上，從他幾年後不間斷地將精彩紛呈的大部頭著作推向市場這一點來看，我們應該有理由相信，在其餘時間內，他基本維持的還是傳統的燈火寒窗的生活——讀書與著述。在唱經堂冬夜溫暖的炭爐邊，或仲春綠陰深鎖的書房的窗下，在與莊子、屈原、司馬遷、杜少陵、施耐庵、王實甫等精神偶像的心靈交流中，他神遊千古，筆如湧泉，喜笑怒罵，揮灑自如，那些讓讀者見一本喜歡一本的大著，變戲法似的被炮製出來——這樣的想象與假設，應該不算是一點根據也沒有吧！何況將精神面目隱藏在世俗行為背面，原本就是我們這位金先生的拿手好戲。想想金庸筆下的那些人物，比如《笑傲江湖》裡令孤衝假冒的那個福建泉州參將吳天德，相信對我們準確認識他有莫大幫助。當然，在一般人眼裡，這個傢伙好酒貪杯，言談怪誕，渾渾噩噩，高深莫測——確實讓人很難斷定他到底是一個酒鬼呢還是絕頂武林高手。

當公元一*一年金在評點本《水滸》裡突然以著名文學批評家的面目出現，並迅速走紅，很快令所有熟悉他或不熟悉他的朋友又都大吃了一驚。幾年後批本《西廂》的問世同樣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窮愁落魄的酒徒，現在一下成了腰囊頗豐且為傳媒注目的人物，其間的革命性變化除了憤時嫉雅的藝術精神和對商業的熟練操弄，也寓示著這位天生語言大師的鋒利辨舌，已逐漸厭於對人世的嘲弄，開始將他開玩笑的物件鎖定為書中的古人。他一上來就拿《水滸》《西廂》開刀，一望而知是打定主意要跟一向深惡痛絕的、以禮義為基礎的中國正統文化對著幹了。作為一個多年來一直懷才不遇、積怨滿腹的底層人物，這樣的激進姿態也不是不好理解。令人驚懼的思想鋒芒加全新的藝術形式，這就是金私下裡為自己準備、且使用起來得心應手的秘密武器。透過對文字的考察我們也可以看到，他於十七世紀四十年代處心積慮發動的這場革命的目標，幾乎覆蓋了傳統文學批評的各個層面。其中既有美學原則關照下對原著的腰斬與增刪，也有將總批、讀法、序言、眉批與夾批混合使用、滾動操作這樣令人耳目一新的獨門手法。在某些章回與段落，他甚至經常在敘述到了高潮部分時，讓筆觸突然中斷，轉而扯起與此毫不相干的個人日常生活與市井軼聞——一種典型的欲擒故縱與好整以暇，從而令對作者隱私一向感興趣的那部分讀者著迷。市場對此反應強烈應該已在意料之中——特別是在南方城市。大眾閱讀階層多少年來一直期待這樣又精彩過癮又能啟人心智的文學讀物出現。但即使是那些欽佩他推崇他的人，對其中明顯隱含著的商業意圖顯然未能察覺。

書評家的真面目（5）

可能正是因為這種輕而易舉獲得的榮譽，認為金的作品不登大雅之堂、有傷風化的觀點仍然大有市場——至少當時掌握話語權力的某些成名人物是這麼看的。在一個仍然習慣以詩歌成就作為衡量文學才賦惟一標準的時代，金的另類做法遭到來自主流文化的抵制與冷遇，應該不難理解。他們既妒忌他的成功，又為他憤世嫉俗的大膽作風深感惱火。尤為可惡的是這位言談放誕、舉止粗魯的市民的兒子竟然一點也不在乎他們的評價。他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