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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時間中，孫中山對交通特別是鐵路建設最感興趣。在武昌的時候，孫中山就在演說中提出要建造長江大橋，將武漢三鎮聯為一體；6月中旬，孫中山在上海又提出一份修建全國鐵路大幹線的計劃，並不辭辛苦的向各界宣傳他的築路主張。

在七月份後，北京的政局屢現危機，為了調停黨爭並穩定當時的局勢，袁世凱向孫中山和黃興伸出了橄欖枝，邀請這兩位民國革命元勳前來北京晤談，共商國家大計。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袁世凱甚至派程克、張昉作為專使，並讓海軍派出“海琛”號巡洋艦到上海護航迎接。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對於袁世凱的盛情相邀，孫中山和黃興也不能不動心，何況孫中山還想與袁總統談談他的鐵路計劃。8月2日，孫中山和黃興聯名致電袁世凱，表示稍做準備便啟程北上，並初定日期為8月17日出發。

袁世凱對這次高峰會談非常重視，在他眼裡，孫中山和黃興雖然已經在野，但這兩人仍舊享有崇高威望，特別是在臨時參議院中，同盟會的參議員更是以孫中山和黃興馬首是瞻；要想化解目前的這場政治危機並確定各方認可的內閣總理的話，就必須要利用孫、黃二人的威望，共渡時艱。

對於袁世凱的邀請，同盟會中也分為了兩派，穩健派支援孫中山、黃興北上會晤袁世凱，他們認為這次會談是英雄相見、巨頭相會，既能起到穩定政局的作用，也是民國未來的發展之福；激進派則認為這是袁世凱設下的圈套，目的是藉此羈索孫、黃二人，在此敏感時期，革命領袖更不應該深入虎狼之地。

就在這時，原湖北革命*張振武被殺一事，更是掀起了軒然大波。張振武，湖北羅田人，生於1870年2月，1905年前往日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法，1907年加入同盟會，1911年加入共進會。在武昌起義爆發前，由於革命機關遭到破壞，張振武力主提前發動起義，並在隨後的漢口、漢陽保衛戰中起到了重要的領導指揮作用。

在武昌起義勝利後，當時坐鎮武漢的主要軍事將領為共進會的孫武、張振武和文學社的蔣翊武，人稱“三武”。在“三武”之上，還有副總統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他主要依靠立憲派支援，與這些革命黨人存在很大矛盾。不僅如此，起義前進行通力合作的兩個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也出現裂痕，以至武漢的局勢極為複雜多變。

1912年2月27日，武昌突然爆發“群英會”暴動，原因是一些被裁編的軍人對時任軍務部長的孫武等人極其不滿，引發事端。這次事變雖然以調解而結束，但黎元洪卻乘機將軍務部加以裁撤，部長孫武、副部長蔣翊武和張振武軍被解除職務而改任都督府顧問。對於顧問這樣的閒職，孫武和蔣翊武消極隱退，而張振武卻心生怨憤，由此引發了同黎元洪的激烈衝突。事實上，張振武從一開始就看不起對這位從床底下抓出來的副總統，在黎元洪最初不願投身革命的時候，張振武就曾主張將這位前協統殺掉。

張振武當時手裡握有兵權，他掌握著將校團這樣一支武裝力量，這讓黎元洪感到如芒在背。事實上，黎元洪打心眼裡對這些帶頭起義的革命黨人極度憎惡，而這時袁世凱也想乘機拉攏黎元洪，共同對付武漢的革命黨人。

在袁世凱的親信、參謀次長陳宦的策劃下（當時黎元洪也兼任參謀總長，但他一直沒有上任，事務均委託給次長陳宦），黎元洪決定與袁世凱合作，對這“三武”來個調虎離山之計，將他們弄得北京去。當年5月，袁世凱以“革命首義”的名義將“三武”召到北京，並封他們為總統府軍事顧問官（又是閒差）。對此，張振武曾多次表示不滿，他對陸軍總長段祺瑞抱怨說：“難道我們湖北人就配做個顧問官耶？”

在張振武的一再要求下，袁世凱只好又封他為蒙古屯墾使加以敷衍。張振武當時四十出頭，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他也非常想建功立業，實實在在的做點事情，於是他接受委任後，非常認真的向袁世凱申請經費以開辦專門機構。袁世凱這時哪裡有錢，也就沒有理會。張振武一怒之下便擅自回了武昌，並利用自己之前的勢力公開設立屯墾事務所，還打算募集一鎮精兵前往蒙古。為此，張振武向黎元洪提要每月撥給經費1000元，作為開辦費。

黎元洪見張振武去而復返，本就十二分的不樂意，他見張振武又重新聚集他的舊勢力，更是感到極大的威脅，於是決心除掉張振武。由於當時張振武和孫武發生矛盾，袁世凱特意派出湖北籍的參議員劉成禺、鄭萬瞻回武昌進行調解，在各方努力下，孫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