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讓小崗一年一個樣！”

王鬱昭也高興地站起來，拍著嚴宏昌的肩膀說：“宏昌，我對你說，誰再叫你並，叫你歸攏到過去的那種集體裡去，你就找我們。我們今天在座的七位常委，找到誰都作數！”

嚴宏昌不放心地問：“我到時怎麼找得到你們呢？”

王鬱昭說：“你去人，打電話，都行。”

嚴宏昌說：“我對哪兒打呢？”

王鬱昭被嚴宏昌的認真勁兒逗笑了，大聲道：“我給你一個電話號碼。”

嚴宏昌忙找出紙和筆，記下了地委書記給出的電話號碼。

送走了地委的領導們，嚴宏昌激動得不行，只感到，憋悶了很久的一口氣，舒心地吐了出來；壓在胸口上的一塊石頭，終於落了地。在隨後召開的群眾大會上，他傳達了地委王書記和常委們會上講話的精神。

群情沸騰！

儘管，王鬱昭代表滁縣地委在嚴宏昌家裡說的那一番話，鳳陽縣委和梨園公社黨委並不知情；事後，地委也未向鳳陽有關方面打招呼，但是，這訊息還是在農民們中間口耳相傳，不脛而走。本來，就已經大包乾到組的生產隊，很快也學起小崗村，一夜之間就把田劃開了，將耕牛、農具也分到戶，雞一叫各家各戶就忙著下地去自己的“承包田”裡搶種冬小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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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給你一個電話號碼（1）

然而，王鬱昭在代表地委承諾小崗包乾到戶可以幹三年的時候，他並不知道，在京召開的*中央十一屆四中全會剛剛閉幕。這次全會透過的決定，使滁縣地委的承諾頓時陷入狼狽的境地。

在頭年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透過的《*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還只是個草案，並且也只是“原則透過”；這次提交四中全會討論的不僅不再是草案，而且是經全會正式透過了。雖然，正式的《決定》已根據這段時間的實際情況，對原先草案作了一定的修改與調整，但堅持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管理體制，卻沒有絲毫的動搖，依然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做出了明確的規定。

*中央檔案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強調不許“包產到戶”、“分田單幹”，其實堅持的不僅僅是毛澤東一直堅持過的農村政策，事情的根源還得從*說起。*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得徹底消滅私有制。*曾十分明確地指出：“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這樣表明：所有制問題是社會主義基本問題。《共產黨宣言》所宣示的，其實，就是兩個字：共產！由此可見，分田到戶，這就不僅是簡單的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政治問題，是共產黨人堅持不堅持公有制、走不走集體化道路的一場嚴肅的鬥爭。

是教條主義地對待*的經典著作，還是實事求是地探尋解決中國農村中的實際問題？萬里在會上看到正式《決定》的文字時，就像嚴宏昌後來聽到正式傳達時一樣，十分沮喪。

多年後萬里在回憶這件事時，他的態度依然是那樣鮮明。他說，一九七八年討論檔案草稿時，他就提出不同意見，指出“兩個不許”不符合當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起來向前看”的三中全會精神，應當不要。但負責起草的領導人沒有接受他的意見。在這次全會討論正式透過這一檔案之前，他又提出“兩個不許”是不是可以不要了，他們還是不肯聽。為此，他找過*中央秘書長*，鄭重其事提出：“檔案中不要‘不許包產到戶’了吧！”*說：“他們起草人都不同意，我再去做做工作。”後來檔案正式公佈時，就把“兩個不許”改成了一個“不許”一個“不要”，即“不許分田單幹，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但是萬里說，這一修改使兩者有所區別，比原來發的‘草案’當然是個進步，但本質並沒有完全解決。“‘不許’也罷，‘不要’也罷，還都是不讓搞，可是安徽已經搞起來了。”

形勢的嚴峻，顯然出乎王鬱昭的想象。他所在的安徽滁縣地區，與江蘇省交界，由於這邊農村中“大包乾”搞得熱火朝天，這就引起江蘇省委第一書記許家屯的警惕與驚懼，在江蘇的省委常委會上，他嚴肅地指出：“萬里在安徽搞資本主義，我們江蘇不搞。我要保持晚節。”會後，他竟專門派出一位常委，親臨第一線坐陣指揮，在兩省邊界江蘇一側的社隊，進駐工作組，嚴把死守，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