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人家總收入可達五六千元，最差的農戶平均每人收入也在二百五十元上下。

嚴宏昌說，他弟弟嚴付昌，因為家裡人口多，分到了三十六畝田，又開了五六畝荒地，加上他勤快，能幹，夏秋兩季共收小麥三千六百斤、稻穀四千二百斤、玉米四百斤、黃豆三百斤、山芋兩萬斤、雜豆五千斤、花生和芝麻四千三百六十斤，又養了三頭肥豬，母豬和小豬二十三頭，成了小崗村一個冒尖戶。這一年，他娶上了一個模樣俊俏的四川妹子；因為日子過得紅火了，還把老岳父接了過來，把妻弟也接了來，花錢幫妻弟成了家，成為“包乾到戶”後的小崗村一大新聞。

分田第一年的大豐收，使得小崗人對來年奪得更大豐收充滿了信心，生產勁頭更大了，更捨得往地裡花錢，秋後的小麥都是三肥下地，有的是四肥，不少戶不但施足了小麥的底肥，還留足了來年小麥的追肥和春種的用肥。嚴宏昌說，僅這一年秋種前後小崗人就買化肥、磷肥、餅肥和商品肥七萬七千三百八十斤，沒要國家分文。

農業豐收了，人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變化。過去，收割季節，為防偷盜，隊裡都會安排人，看場的看場，守田的守田，仍免不了丟黃豆，少山芋。現在那麼多花生就放在田裡，那麼多的山芋就曬在荒坡上，卻沒發現有誰家說東西少了。大片的柿子樹，紅亮亮的柿子掛滿了枝頭，鄰村社員問：“不怕被摘嗎？”小崗人說：“不稀罕了。”如今外地討飯的來了，他們也變得大方，大捧大捧的山芋幹，大把大把的玉米、高粱拿給人家；要趕上吃飯，大米飯、白饃饃也毫不吝嗇。他們說：“往年我們不也這樣，誰有的吃會出外要飯呢？”

“削職為民”（4）

到小崗參觀的人，日漸多了起來。他們想瞞包乾到戶也瞞不住了，家家戶戶滿滿登登的糧囤子，房前屋後圓圓鼓鼓的草垛子，讓前來打探、看稀罕的人，看得眼睛發直。這時，有的小崗人就會忍不住自豪地冒上一句：“嗨！過去隊裡的倉庫也別指望有社員家裡今天的糧食多哇。”

由於“包乾”比“包產”具有更加明顯的優越性，因此，鳳陽縣“大包乾”的做法迅速在全國許多省區產生了強烈反響、震盪。一時間，“鳳陽經驗”成為中國眾多主流媒體競相報道的重大新聞。由於它頻繁地出現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種報刊上，並都以顯赫的版面打破了“農業學大寨”一統天下的局面，崛起的鳳陽使得輝煌一時的昔陽黯然失色，這激怒了那些忙著“普及大寨縣”的領導們，他們認為安徽在搞“資本主義”，方向路線出了大問題；說“鳳陽經驗”是“好行小惠，言不及義”，調動的是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丟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於是就指使一些人針對“鳳陽經驗”進行批判，將“大包乾”看做是一股“禍水”，說成是可怕的“傳染病”。

萬里對這些突然冒出來的謬論，非常生氣。他說：“把‘大包乾’責任制說成是‘傳染病’，你好，你為什麼不能‘傳染’別人，反而怕別人‘傳染’你？我們不是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麼，學什麼，不學什麼，廣大農民心裡有桿秤，強迫是強迫不了的。”

針對“反對學大寨”的帽子，萬里表現得大義凜然，他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讓實踐作結論。都照搬紅標頭檔案，還要省委幹什麼？”

這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初，小崗村獲得空前的大豐收，嚴宏昌甚至還沒有細細品嚐豐收後的喜悅，就陷入到了巨大的困惑與驚詫之中。他真的想不通，“大包乾”給農民帶來了這麼大的好處，卻依然被橫加批判，難道這些人說的社會主義就只能是讓小崗人到處去要飯？他們批的還只是大包乾到組，小崗人搞的大包乾到戶，豈不更是“死有餘辜”？

那些天廣播喇叭裡成天哇哇叫“建設大寨縣”，叫得他心煩意亂。

這天晚上，他從田裡剛回到家，就聽說村裡突然開來了一汽車人，挨家挨戶地只是問，只是看，看樣子很神秘，他頓時感到緊張起來，莫非大難真的臨頭了？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正想出去探聽一下虛實，就見*個幹部模樣的人，走進了他家的院子。

走在前面的是一個四五十歲的大個子男人，他一進門就問：“你是嚴宏昌嗎？”

嚴宏昌反正豁出去了，想當初在“生死契約”上領頭簽下自己的名字時，就有了承擔這份風險的準備，現在當然不能裝熊，他字正腔圓地答道：“我就是！”

這時，其中的一個幹部向嚴宏昌介紹說：“這是地委王鬱昭書記。”

嚴宏昌這才知道，領頭進門的這個人，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