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當時到歐美日本進修的中國留學生得到碩士、博士學位後大多回國報效中華文化事業，人才、特別是高階人才不外流。 1。　顧頡剛 顧頡剛，１８９３年５月生於江蘇省蘇州。１９１３年考入北京大學，１９２０年畢業，時年27歲，擔任北大圖書館員，月薪５０銀圓；又幫助胡適之教授編書，每月補貼３０銀圓，共得８０銀圓（相當於今人民幣3200元），還不算多。１９２２年因祖母去世返歸蘇州老家，不久赴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做專任編輯，月薪１００銀圓。１９２４年回到北京，時年３１歲，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擔任助教，月薪１００銀圓；兼任孔德學校教員，月薪５０銀圓，共得１５０銀圓（相當於今人民幣6000元）。而立之年算是初步進入了“中間階層”。後來到廈門大學任教，月薪300圓。　電子書　分享網站

20世紀30年代北平文化人（2）

１９２９年９月，顧頡剛３６歲時又回北平，在燕京大學就職，搬家到海淀成府蔣家衚衕；起初月薪２９０銀圓，第二年增加到３２０銀圓（相當於今人民幣1萬元）。同時，他婉言謝絕了北京大學讓他擔任教授月薪４５０銀圓的聘請。 從助教晉升為教授，為時9年。這在當時還算是慢的，當時有一定學位的文化人大約30歲出頭最多不到40歲就可以受聘為教授。 １９３５年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聘顧頡剛為歷史組主任研究員，月薪４００銀圓；他仍兼任燕京大學歷史學教授，領取半薪160銀圓，月收入共560銀圓（約合今人民幣2萬元）。加上他著述和編輯所得，年收入超過國幣1萬元（合今人民幣30—40萬元），進入了“文化萬元戶”的行列。 為了組織“禹貢學會”，出版《禹貢》半月刊，以及辦各種事業，顧頡剛不僅爭取社會有關方面的贊助，並且經常捐獻自己的薪金。如在１９３５年，顧頡剛每月收入６１０銀圓（其中北平研究院全薪４００銀圓，燕京大學半薪１６０銀圓，兼職北大講師薪金５０銀圓），他以５０銀圓捐獻《禹貢》，又以１６０銀圓支付出版物的繪圖、印圖費用。從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禹貢學會總共收到捐款４３２４銀圓，其中顧頡剛捐款１５００銀圓，佔三分之一強。 當時北平學術界流傳一句話：“北京城（學術界裡）有三個老闆，一個是胡老闆胡適，一個是傅老闆傅斯年，一個是顧老闆顧頡剛。”他們各擁有一班學者的隊伍，好像形成三個學派。其實，胡適之是北京大學文學院長，又掌握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各自擁有雄厚的經費。然而顧頡剛除了自己的薪水以外，並沒有什麼經濟基礎。他竟然做成了一番文化事業，培養了一支學術力量，真不容易。 １９３６年夏天，顧頡剛被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聘請為歷史學系主任。開學後，他因每日往來於北平研究院與燕京大學之間，兩地相距３０裡，所以購置一輛汽車，每月除汽油費以外，支付司機費２０銀圓。此時居住在北平城內西皇城根５號。 ３０年代北平各大學爭相聘請著名學者兼課、兼職，並且各支付全薪。有些學者常兼任幾個職務，月薪可以達到１５００銀圓左右。他們生活富有，多用於購買房產等等。但是顧頡剛的兼職所得，完全用於學術事業和培養新人，自己毫無積蓄。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發生，抗日戰爭爆發，顧頡剛離開北平。１９３８年輾轉來到重慶，擔任中央政治部設計委員，月薪２００銀圓；又與生活書店簽約，編寫通俗讀物，每月稿酬８００銀圓。收入甚豐。 １９４０年顧頡剛在成都主持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這時開始通貨膨脹，生活與事業都發生了困難。 2。　譚其驤 譚其驤，１９１１年２月生於遼寧省瀋陽，原籍浙江省嘉興。１９２５年考入上海大學社會系。由於家境貧寒，在學期間由譚氏宗族義莊資助１００銀圓，兩位姑母又資助１００銀圓。１９２７年又考入上海暨南大學，每月生活費１０銀圓。１９３０年被推薦入北平燕京大學研究院。 １９３２年譚其驤２１歲從燕京研究院畢業，被錄用為國立北平圖書館的館員，月薪６０銀圓。同時，他在輔仁大學歷史系兼講師，教“中國地理沿革史”，每週２點鐘（２節）；第二年又在燕京大學兼任同樣的課程。上零鐘點課程的待遇是每小時５銀圓，譚其驤兼課４點鐘，每月（除假期）可多收入８０銀圓。 １９３５年初，譚其驤辭去了北平圖書館館員職務，專門教零鐘點課程，同時靠著文補充收入，稿酬一般也是千字５銀圓，與上一節課相等。這樣，他每月可以保證１００多銀圓到２００銀圓左右的收入。 譚其驤單身時住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