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片處女地，共出12期。後來，他們成了我國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 那時候辦這樣一個刊物，不需要登記註冊，也不需要申請批准。三個青年——北京大學英文系學生李廣田、史學系學生鄧廣銘和師範大學中文系學生王餘侗，經過一番磋商，每人拿出3圓錢，一共湊足9塊銀圓（約合今人民幣270元），一期的成本就夠了。撰稿人除三位發起人外，還有北京大學英文系學生卞之琳、哲學系學生何其芳、史學系學生楊效曾等。當時卞之琳、何其芳和李廣田被稱為“漢園三詩人”，他們找到南池子飛龍橋的一家印刷廠承印，因為這個廠的印刷質量好，鉛字只用一次就銷燬重鑄，所以字跡很清楚。當時北新書局、未名社的書都是在那裡排印的。 20年代末30年代初，北京、上海等地先後出現了許多文學社團和文學刊物，《牧野》的一夥年輕人就處於這種文學氛圍的薰陶下。他們讀魯迅，也讀周作人；讀郭沫若，也讀徐志摩、戴望舒等新月派和現代派的詩作。 戴望舒和施蟄存曾在上海出過一本小型的刊物叫《瓔珞》。李廣田、鄧廣銘、王餘侗過去在濟南第一師範讀書時，就是《瓔珞》的熱心讀者和推銷者，他們組織的書報介紹社就代銷這本刊物。《牧野》的開本大小，頁數多少直到封面設計，都是照《瓔珞》的樣子辦的。 1936年，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三人將發表在《牧野》上的詩作合編為《漢園集》出版。卞之琳1910年生於江蘇海門，1929年考入北京大學英文系。他的老師是溫源寧、徐志摩和葉公超等。他20歲時開始發表譯作。1933年春假，他的譯稿《惡之花零拾》賣給了《新月》雜誌，得到了幾塊銀圓的稿費，買了火車票，便赴山東青島大學訪孫大雨、沈從文等。沈從文在抽屜裡還放著幾張當票的情況下，拿出30圓，讓卞之琳自印一本詩集。於是，熱心的朋友們都來幫忙張羅。回北平後，《清華週刊》總編輯馬玉銘介紹印刷所，羅大岡陪他跑紙店選紙。最後用一種花錢不多的“極有韌性的薄滲墨紙”印出300本，由新月書店代售。這就是卞之琳大學畢業前夕，1933年5月出版的他的第一本詩集《三秋草》。（據卞之琳《我的印詩小記》一文） 詩集出版的當月，朱自清就著文稱讚這是“一本頗俏的小書”。一個不見經傳的青年人，還沒有跨出學校門，就成了“少小知名翰墨場”的新秀，由此決定了他一生的文學道路。 1933年夏，卞之琳從北京大學畢業，遂開始了一種為謀求生存與追求詩藝而奮鬥的新生活。他單身一人，沒有家，也沒有固定住址，以北平和上海為基地，有時也去外地“轉悠”。他成了真正的自由職業者，全身心地投入自由寫作與翻譯，間或為了謀生也做其他工作。 1934年初他應約在楊振聲、沈從文編輯（後蕭乾為執行編輯）的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譯作（也有少量詩作），陸續零星翻譯西方文學作品。秋後，由在北京大學教過英國戲劇課的余上沅介紹，開始為中華文化基金會胡適主持的編譯委員會“特約”譯書。這個委員會是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作基金的。所謂“特約”，實際上譯者自己選題，由委員會批准。稿酬分為千字10圓、7圓、5圓三級。 卞之琳回憶說：“梁實秋用散文翻譯莎士比亞，不計字數，是一千圓一個劇本，大學剛畢業的毛小子只能拿最低階的譯費，五圓一千字，但在當時上海文壇應是最高階稿酬了。”對於卞之琳這樣的“年輕人”一直照顧到抗戰爆發。 20世紀２０年代上海底層貧民生活狀況 20世紀２０年代在上海使用銀圓和國幣（國家指定的幾大銀行發行的紙幣）。十幾年間，銀圓幣值基本上是堅挺的，日用品物價基本上是穩定的，沒有出現後來４０年代法幣和金圓券的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的情況。 要深入研究知識階層的經濟狀況，必須以當時市民日常生活的實際資料作為參照系。 根據１９２８年上海２３０戶底層家庭狀況的調查統計資料，當年一個五口人的貧苦勞動者之家平均年收入約國幣４００圓。這五口人（夫婦兩人加三個子女，或一對老人、兒子和媳婦加一個孫兒）組成一個“典型家庭”，是當時上海百萬底層貧民的標準情況。　電子書　分享網站

自由撰稿人的經濟狀況（6）

五口人的日用消費，包括大人和小孩，在統計學上摺合起來相當於４個大人，稱為“等成人”（與４個成年人相等的意思）。這樣的典型貧民家庭一般都有兩個人做工，每年總收入約國幣４００圓。 日常生活開支主要有下列幾方面： 1。　基本食物。每年花費在食品上的開支平均為２１８。５圓（每個等成人每月伙食費僅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