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長光願離政界到商務印書館服務，商訂月薪由160圓至200圓。3月邵培芝到館，月薪180圓。8月平海瀾到英文部任編譯，月薪100圓。楊仲達來館，起點月薪160圓。1916年9月留美博士蔣夢麟（即後來繼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者）尚未歸國，經介紹到商務印書館，一開始就定月薪200圓。1919年2月周越然來館，月薪180圓。10月謝福生定月薪200圓。 20世紀20年代的薪金標準 1921年周建人由胡適推薦到商務印書館，月薪60圓。 據唐鳴時回憶，1921年國內大學畢業生到商務印書館工作，起點月薪為60銀圓，以後一般每年增加10圓或20圓。資深編輯的月薪可達100—200銀圓（此時1銀圓約合今人民幣40元）。 商務印書館曾慕名希望胡適到館服務（或兼職）。商務監理張元濟的日記1919年4月8日載：“託伯恆轉託陳筱莊約胡適之，月薪300圓。”胡適婉言謝絕商務印書館的好意，表示要繼續為北京大學效力。 1921年9月，陳獨秀回到上海後，商務印書館想要聘請他擔任“館外名譽編輯”，由沈雁冰出面，商議月薪為300圓。 據陶希聖文章說，他進入商務編譯所是在1923年：“各人的薪水互不相知，各人的進退聽之當局。我初進所，月薪銀圓八十圓（當時米一石只得五圓）。滿一年之年終，當局給予書面通知‘臺端月薪加為一百圓’；再過一年加為一百二十圓。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起來了，商務印書館三所一處職工大罷工，向當局提出十九條要求。自此以後當局不得任意開除職工，而待遇公開。一九二五年八月，商務印書館通告同人，普遍加薪。最低工資十圓的工人，加三圓；原工資十至二十圓者，加百分之二十；原工資二十至三十圓者，加百分之十五；原工資三十至五十圓者，加百分之十；學徒練習生滿一年加一圓，滿二年加二圓，等等。即如編輯人員，年終普遍加薪，按比例至少增加二圓七角五分，或加七圓五角，多的可加十七圓五角等等。”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商務印書館和文化人（4）

當時商務編譯所的職員共約200人。 20世紀30年代的薪金標準 到30年代，商務印書館的待遇又有提高。國內的大學畢業生，月薪起點為80圓（此時1銀圓約合今人民幣30—35元）。 又據高夢旦記錄，20—30年代商務編譯所校對者月薪50銀圓，抄錄員月薪30銀圓。 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往往以學歷定待遇。第一等是留學歐美的畢業生，月薪高達200—250圓；第二等是留學日本的畢業生，月薪可達120—150圓；這都高於國內的大學畢業生。不過，根據工作的成績，薪金可以逐年提升。 “經濟自立”的覺醒 當時的作家、編輯、學者們跟出版商之間也產生許多複雜的矛盾。 文學研究會的創始人之一鄭振鐸，２０年代在商務印書館編輯《小說月報》，月薪100銀圓（相當於今人民幣4000元）。他在上海閘北租賃了一所大房子，一半自己居住，一半作為文學研究會的活動場所，或開會、或談天、或聽留聲機。聚會多數在晚上或節假日。 1923年１月初，有次交談時鄭振鐸感慨說：“我們替商務印書館工作，一個月才拿百圓左右，可是出一本書，印書館裡就可以賺幾十萬圓，何苦來！還不如自己集資辦一個書店！” 大家表示同意，又討論了幾次，決定每人每月從薪金裡提出10銀圓，儲存銀行生利；集資到一定數目時，便可自己出書。當時約集10個人，有鄭振鐸、葉聖陶、沈雁冰、周予同、王伯祥、胡愈之、顧頡剛、謝六逸、陳達夫、常燕生，由顧頡剛任會計。 周予同為此社起名為“樸社”，因為他聽了錢玄同的課，非常欣賞清代的“樸學”。接著俞平伯、吳維清、潘家洵、郭紹虞、陳乃乾、朱自清、陳萬里、耿濟之、吳頌皋等入社。 顧頡剛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０日在通訊中說出了他們（以及中國新興知識階層）的“一不靠官，二不靠商，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理想：只希望著述上可以立足的人得終身於著述，不受資本家的壓制、社會上的摧殘。我們的生活，靠政府也靠不住、靠資本家也靠不住，非得自己打出一個可靠的境遇就終身沒有樂趣了！這代表了當時中國知識階層在“經濟自立”問題上的覺醒。 １９２４年胡適和陳獨秀決定跟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努力週刊》，由《新青年》同人高一涵任編者。當時在《晨報》上刊登了廣告，準備辦成系列性的刊物，還要出版《努力月刊》。但是這個廣告沒有兌現，讀者來信詢問其中的究竟。 《晨報副刊》１９２４年８月２８日發表了高一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