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梁著《中國歷史研究法》等書版稅為40％；而梁啟超在《東方雜誌》上發表文章的稿酬為千字20圓。8日梁啟超致函張元濟說，他遵照約定將他關於佛學的稿件寄上，請按信上的要求在《東方雜誌》刊登。信又說：一、　《歷史研究法》請即照夢兄（陳注：指高夢旦）來書，再版印三千部（此書此間尚存千數百冊，擬日內移交津館代銷何如？）其辦法仍照從前“自印包售”、“六折算帳”，印費請先墊付，在售價內扣除，書價三節結算。（陳注：三節指端午、中秋、春節） 二、　《歷史研究法》第三期書價（第一次之六千冊）定本年秋節交清，前此除一次由律館交來若干，二次由菊兄代付君勱千圓，餘數若干，希飭算撥付。（陳注：菊兄指張元濟，君勱指張君勱）張元濟回信說，他將遵照梁啟超的要求，將文章“先登雜誌，既印單行，已示夢旦，一切當遵辦”；同時說，“前訂撰文之約，即自本月為始。……千字二十圓乞勿為人道及，播揚於外，人人援例要求甚難應付”（見《梁啟超年譜長編》第965頁）。 北京大學和商務印書館的出版合同

商務印書館和文化人（3）

在蔡元培主持北大的幾年中，北京大學與商務印書館進行了廣泛的合作：由商務印刷、發行《北京大學月刊》，出版北大教授的專著及通俗教育叢書，由華法教育會人員修訂商務教科書，代北大訂購外文書籍，以及請北大教授兼為商務採集標本等等。 透過這些合作，北大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出版的便利，而商務印書館則獲得了最高學府權威學者的支援，提高了出版物的水平，進一步提高了它在國內外出版界的地位與聲望。 1919年初，蔡元培代表著作人（北京大學）、張元濟代表發行人（商務印書館）正式簽訂《北京大學月刊》出版合同，規定：（一）　編輯事務，由著作人任之，印刷、發行事務，由發行人任之。 （二）　用三開本。每年十冊，每冊以十萬字為率，約一百頁，每冊定價三角。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廣告等費，由發行人代墊。 （三）　銷數不滿二千部時，所有損耗，由發行人擔任。如滿一年後，尚銷不足數，發行人得將雜誌中可以單行者，另印單行本，以冀抵補。銷數滿二千部以後，如有餘利者，著作人得十分之六，發行人得十分之四。 （四）　外間廣告，由著作人經手者，照廣告定價，以十分之五付給發行人。其由發行人招致者，概為發行人所有。 （五）　稿本用紙，每行字數，須與版式一律。如用夾註、或說明、或另行、或括弧、或插圖、或附表、及所用圈點符號，均照排印之式，一律繕成正稿。圖稿務須按照適定尺寸，繪成正稿，以便即用原稿雕刻、影照。如果有排印為難之處，發行人得酌量更改。著作人稿本，須於兩個月以前，寄交發行人。 （六）　紙價漲落無常，估計成本，照市價計算。出版時，發行人應寄五十冊交著作人。北京大學教授撰寫的講義和專著，大多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如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陳大齊的《心理學大綱》，徐寶璜的《新聞學大意》，陶孟和的《社會與教育》，胡鈞的《中國財政史講義》，陳映璜的《人類學》等等，有的列為“北京大學叢書”，有的由蔡元培具函介紹。如1919年12月，經蔡元培介紹，商務印書館曾以200銀圓代價購印了劉半農的《中國文法通論》。 商務印書館職員的經濟狀況 商務印書館職員的薪金逐步提高。民國初期，國內大學畢業生極少，一般相當於高中文化者入館，通常試用半年，合格後才正式錄用，起點月薪30銀圓；此後慣例每年增加10圓（此時1銀圓約合今人民幣50元）。 民國初年的薪金標準 1912年12月，張於貞、周衡甫、李心蓮初來商務印書館時，試用期月薪24圓，“半年後得力再增加”。考核轉正後，月薪30銀圓；第二年40圓，等等。 據包天笑回憶，1912年他在寶山路商務編譯所半天工作（每日下午1—5點，星期日休息），擔任小學圖文教科書的編輯，月薪40銀圓。當時編輯共約40名。 就連沈雁冰（茅盾）由北京大學預科初到商務印書館時，也是一樣的待遇。1916年8月沈雁冰進入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起初月薪只有24銀圓，1917年定為30銀圓。以後每年晉升10圓或20圓。1921年為100圓。 其他資歷稍高者，待遇也高些。1912年6月，許志毅、凌文之初到商務印書館，月薪各60圓。10月凌文之向館方說，有人邀請他任教員，月薪80圓，“為家累計，不能不棄少就多。”館方同意明年（兩個月後）增加薪水，“論其能力亦尚值得”。 191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