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過於知遇之恩了。

群雄逐鹿，人才對於事業的成敗十分重要，在三國時就有“臥龍（孔明）鳳雛（龐統），得其一便可得天下”之說，所以劉備才不顧天寒地凍“三顧茅廬”。但是，大凡天下有才能之人，性情上都有些矜持和清高，而他們越是矜持、清高，越透露出他們待價而沽的迫切。姜子牙垂釣渭水之濱，意不在魚而是要釣帝王；“亮躬耕隴畝”，是在等待能成就他管仲、樂毅般事業的明主；賈雨村進京趕考被困於破廟，也未能泯滅他“金在櫝中求善價，釵於奩裡待時飛”的遠大抱負；就連孔子，一生中也都在等待著一個好的買主。孔子有個學生問孔子：“老師，我有一塊特別好的美玉，我是把它賣了呢，還是把它藏起來呢”？孔子說“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賈之矣”，賣了啊，賣了啊，我也正等著有人來買呢！

第四章　整合資源（3）

“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這是士人們“沽之哉”的基本原則。那麼，什麼樣的木才是可棲之木？什麼樣的主才是可事之主呢？對士人而言，金銀財寶這樣的物質之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管理者要能夠給予他必要的尊重，併為他提供一個發揮才幹的平臺；去實現他胸中的志向和抱負。比如，劉備不過是到隆中拜訪了諸葛亮三次，也只是在形式上給足了孔明面子，可藉此卻換來了孔明一生為他的劉氏江山殫精竭慮。

憑心而論，諸葛亮的出發點並不是為了自身的榮華富貴，而是為了把他《隆中對》中“三足鼎立”、“漢室可興”的宏偉藍圖變成現實。還有范蠡、張良的功成身退、隱居鄉野，在常人看來覺得不可思議，但如果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來解釋，馬上就會覺得豁然開朗。比起“生存需求”、“安全需求”和“社會需求”來，他們的需求顯然居於更高層次，屬於“受人尊重的需求”和“實現個人價值的需求”。比如美國紐約州州長只拿一美元薪酬，也完全可以用這種理論來解釋。

知遇之恩所激發出來計程車人的鬥志是自覺的、也是純粹的，但那些建立在物質利誘基礎上的效力則是被迫的和消極的。

春秋時期，燕太子丹物色人選謀刺秦王，得識荊軻後，便千方百計籠絡他，特地給他修了一座豪華別墅名為“荊館”。如果用現在的話說，別墅裡自然是豪華裝修加豪華家電，並有美女、菲傭小心伺候。這還不算什麼，據說有一次荊軻遊玩時看到水邊有一隻烏龜，一高興便撿起一塊石頭扔過去，太子丹看到後，趕快讓人捧來金丸代替石頭，讓荊軻投擲取樂。更過分的是，有一次太子丹請荊軻在華陽臺喝酒，席間請來自己喜愛的美人彈琴助興，荊軻看到美人的一雙手又白又嫩，忍不住讚美了一句，誰想席散之後，太子丹讓人送來一個玉盤，盤中竟是剁下來的一雙女人之手！

北京老張就想，這荊軻肯定不如小李飛刀那樣見過世面，他哪裡見過這等陣式啊，心想：“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看來太子丹這小子一定是有什麼擺不平的事要讓俺老荊去鏟吧？而且這事兒肯定是玩兒命的事兒，不然他怎麼肯下這麼大本錢呢？”想到這裡，荊軻似是感嘆自己小命兒不長，又似是探聽太子丹的用意一般嘆道：“太子遇軻厚，乃至此乎？當以死報之！”太子丹於是將謀刺秦王的計劃一五一十告訴了荊軻。荊軻無奈，“受人錢財，為人消災嘛”，但畢竟此一去便再沒有酒喝、沒有妞兒泡了，於是先是要找“徐夫人的匕首”，後要樊於期的人頭，到了易水河邊還不想走，最後磨蹭得太子丹也煩了，不斷地催他上路。荊軻深知此去兇險，一邊唱著“風瀟瀟兮易水寒”，一邊踏上了西行的不歸之路。

千百年來，人們一直把“荊軻刺秦”傳為美談，但北京老張卻深不以為然，因為在北京老張眼裡，荊軻與太子丹實乃世間最惡俗之人！他們二人一個是“財大氣粗”，一個是“吃人家嘴短”，與大款包二奶或買兇殺人毫無二致，哪有什麼忠義可言？而由此觀之，荊軻不是“士”，太子丹對荊軻所施的恩惠也並不是“知遇之恩”，因為為太子丹效力並不是自覺的和積極的，所以荊軻刺秦未遂，燕國最後滅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北京老張由此也想到了現在的大款們和有些女孩子，他們總是與太子丹和荊軻犯同一個毛病，“你問我愛你有多深，鈔票代表我的心”。當然，愛並不是不需要鈔票，但如果非要以鈔票來代表的話，我提醒女孩子們看一看，看大款們為你花的鈔票佔他全部鈔票的百分之幾！也就是看他為你花的錢與其總資產的相對數而不是絕對數。相比較之下，我倒覺得梵高的那隻耳朵更能代表“愛有多深”，可惜世間女子沒有幾個人是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