須，“用小車推出淮海戰役勝利（陳毅語）”的中國百姓，繼續用小車推著公糧支援國家建設，算得上是低恩了；在三年自然災害的國家經濟困難時期，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帶頭不吃肉，同時號召全國人民要艱苦奮鬥，“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算得上是高德了；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始終對敵對勢力保持著高壓態勢，並透過“三反、五反”集中打擊試圖動搖統治者地位的破壞行為，對於劉青山、張子善這樣的*分子，不管功有多大、位有多高，堅決處決、毫不手軟，也算得上是高威了。就是靠這種清官型領導，中國社會完成了最初階段的資本積累，從而為後來的經濟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倉廩食而知禮節”。在治世，百姓富足、社會安定，不宜再搞大動殺伐，因此就需要高恩、低威、高德的仁主型領導。比如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大力強化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是為高恩；把領導人作為“玻璃缸裡的金魚”來進行監督和質詢，是為高德；取消死刑或採取藥物注射等手段執行死刑，是為低威。

應該指出的是，在亂世，社會財富更加貧乏，要想實現　“高恩”，就必須要有取有予，即以高威取之，以高恩予之，如，毛澤東的“打土豪，分田地”。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四章　整合資源（2）

第一節　亂世——高恩、高威、低德的“幫主型”領導

人們說亂世出英雄，其實應該是亂世出梟雄才對；人們又說得人心者得天下，可在群雄逐鹿的角殺中，真正得天下的往往並非正人君子。

近來，索馬利亞海盜幾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人們不禁要問，他們為什麼會如此猖獗呢？合理的解釋是，無政府狀態的亂世是他們得以生長的土壤。

在中國，人們曾對改革開放初期暴富起來的那部分人大加撻伐，認為他們大多不過是些地痞、無賴、太子、官僚。儘管這話並不完全準確，但不能否認的是，在那個時期，真正靠“合法勞動”富起來的人並不多見。梁曉生有一部書叫作《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深刻剖析了那個時期資本積累過程中的無情與血腥。

20世紀80年代中期，有一次北京老張去一家國營理髮店理髮，確實是大開了眼界。理髮店門口有一張桌子，桌上有幾塊兒西瓜，看起來像是個西瓜攤兒。攤主是個膀大腰圓的小夥子，光著膀子，北京俗稱“膀爺”，胳膊上刺著幾條青龍。為我理髮的大姐說：“瞧人家這賣西瓜的多有本事啊，一個瓜少說能賣個百兒八十的，還多一半兒讓他自己個兒給吃了。”我很好奇，便用心觀察“膀爺”是如何賣瓜的：由於處在繁華地段，門前來來往往的人很多，一個外地模樣的中年男子從桌子前經過，“膀爺”用西瓜刀一捅，一塊兒西瓜掉在了地上！“嘿，你丫站住，把哥兒們西瓜碰掉就這麼走啦？！”“膀爺”一手持刀一手抓住中年男子的衣領……經過一番爭論，中年男子被迫掏了十塊錢作為賠償。等男子走後，“膀爺”罵罵咧咧地撿起那塊兒西瓜，用刀削了削，自己吃了。然後，“膀爺”重新切一塊兒西瓜擺在桌子上，開始搜尋下一個“獵物”……

當然，與那些“官倒”相比起來，“膀爺”的生意就是小兒科了。一些太子、太女們只需藉助老子的人脈開個條子，就可以穩賺“價格雙軌制”的差價，比起賣西瓜來要輕鬆和體面得多。可是，為什麼“官倒”和“膀爺”會橫行呢？因為在社會轉型的混亂時期，各種法規、制度都不健全，所以，在那個時期就是小人橫行、君子倒黴的時候。有人將此現象編成順口溜：“臉皮厚，吃個夠；臉皮薄，吃不著”。

人們常說亂世出英雄，其實應該是亂世出梟雄才對；人們又說得人心者得天下，可在群雄逐鹿的角殺中，真正得天下的往往並非正人君子。

劉邦少時便是個潑皮無賴，楚漢相爭時更是流氓氣十足，哪有半點兒正人君子的氣象？有一次劉邦兵敗彭城，楚兵越追越近，劉邦嫌車重太慢，竟將自己的兩個年幼子女推下車去。夏侯嬰看見，急忙把兩個孩子放回車中，如此反覆三次，劉邦說：“我自顧不暇，難道還要管兩個孩子嗎？”可是，劉邦雖然德性不行，但他卻深通馭人之術。那麼，他又是如何馭人的呢？也無非是適應亂世中人們的心理特點，恩、威並用而已：用恩，集聚人才；用威，消除障礙。

1。高恩，在亂世中聚集人才

知遇之恩所激發出來計程車人的鬥志是自覺的、也是純粹的，但那些建立在物質利誘基礎上的效力則是被迫的和消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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