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繁榮昌盛。

中國有句古話叫作：“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但是，這句話說起來輕巧，真要從“大亂”到“大治”，卻要經歷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於要積累後續發展的資本，所以用來分配的資源就會相對貧乏，因此也就不可能對組織成員施以高恩；同時，由於百廢待興，要想集中力量辦大事，就要以高威對組織成員進行強制性剝奪，並對於反對者給予嚴厲的打擊和*；最後，為了避免“官逼民反”，重返“亂世”，管理者必須要以身作則、率先垂範，並透過各種輿論向被管理者進行以“成由節儉敗由奢”為主要內容的“德育”，以使人們“安貧樂道”、艱苦奮鬥。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我們實行的就是低恩、高威、高德的清官型領導。首先，在經濟生活中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人們的勞動所得只能維持基本的生活必須，而在農村的相當一部分地區，甚至交完公糧以後的農民自己還要餓肚子。第二，在社會管理活動中，建立了強大的中央集權統治體系，並且把“亂世”中“人民戰爭”的做法移植到了社會管理活動中，甚至連少年兒童劉文學也能與侵害集體利益的破壞分子進行殊死的搏鬥。北京老張在小學的時候曾經參加過一個“批鬥大會”，一位薅了集體地裡紅薯秧的“破壞分子”，被他的侄女、俺的紅衛兵學姐告發，頭戴一個紙糊的寫有“壞蛋”兩個字的尖帽子游街示眾。不只是百姓，對於那些膽敢向國家財產伸手的官僚，也照樣是堅決打擊、絕不心慈手軟。

第四章　整合資源（6）

憑心而論，劉青山、張子善的“奢侈生活”，與今天的貪官汙吏們比起來可以說是不可同日而語，相差又何止十萬八千里呢？但是，還是被堅決地處決了——如果按照他們的標準來處決今天的幹部的話，老百姓有一種說法是：“一個挨一個地槍斃會有冤枉的……”——北京老張對此話沒有進行過考證，如有出入，概不負責。與此同時，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百姓，統統是樸素的衣著、“環保”的飲食。焦裕祿是黨的好乾部、王進喜是黨的好工人、陳永貴是黨的好農民、雷鋒是黨的好孩子，全國上下人人靈魂深處鬧革命、狠批“私字一閃念”，形成了勤儉節約、艱苦奮鬥的良好道德風尚。

與建國初期相比，不，即使與十幾年前相比，我們今天的官員和百姓們都是幸運的：官員們不但有效益工資還有年終獎金，全國億萬老百姓們呢？土地承包了，再也不用為薅一把紅薯秧而遊街了。如今，你想節儉、想不花錢都不行了，國家拼命地降息、徵收你的利息稅，擴大內需、拉動消費，鼓勵你去過“奢侈”的生活。

那麼，為什麼政府的臉先後判若兩人，會有如此大的變化呢？用《察今》中的話說就是：“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在，法雖今而在，猶若不可法”一個提倡節儉的社會，必定是一個物質匱乏的社會，但沒有人追求享樂，就不會有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繁榮昌盛。

1。　低恩，進行必要的資本積累

帝王登基之後為什麼總是要大殺功臣呢？因為他們的功勞太大，給多少恩惠他們都會覺著是應當應分的。

一把引誘猴子的黃豆

有人說了，在亂世，可供分配的資源更少，為什麼幫主型領導卻可以實行高恩呢？

亂世中幫主型領導所施的高恩是有特定物件的，不具有普遍意義，他之所以會施以高恩，是為了籠絡人才，讓人才去為自己衝鋒陷陣。此外，彼時的高恩與此時的高恩在內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如，在馮諼客孟嘗君時，只要改善“食無魚”、“出無車”的境遇就算是高恩了，而假如孟嘗君登得大位，恐怕不封個萬戶侯什麼的馮諼是不會滿意的。

由此我們就可以解答一個千古的疑問——帝王們登基之後為什麼總是要大殺功臣呢？因為功臣的功勞太大，給他們多高的恩惠他們都會覺得是應當應分的，都會覺著不夠、不滿足。因此，如果把這些功臣們殺掉，不僅可以省下好多資源，而且還可以把原來賜予他們的資源統統收回來，重新分配給那些沒什麼功勞的人才，這樣，就會產生比原來更大的邊際效應，從而大大增強施恩對於組織成員的激勵效果。

相傳在終南山一帶的獵人是這樣抓猴子的：他們把黃豆炒熟之後放在一個小口的罈子裡，猴子聞到香味兒，就會來偷豆子吃。猴子把手伸進罈子裡，抓上滿滿一把豆子，結果，手卻再也不能從罈子裡拿出來了，直到獵人們來捉它的時候，它還不肯放棄手中的豆子。這樣看來，猴子之所以被抓，根源在於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