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取代新加坡成為全球低成本製造基地，於是呼籲這個富裕的高成本城市國家採取以新的高技術和服務業為導向的戰略。當時他是如何預見到未來的呢？答案是：關心形勢。中國的發展比他預計的還要快，而印度主導服務業市場，則完全出乎他的預料之外。

來到印度，在訪問過德里、海得拉巴、欽奈和班加羅爾以後，我得承認我看見的是一場革命——這個國家正在創造一個完全不同的、更激動人心的、更具挑戰力的未來，這超出了我原先的想象。在客服中心培訓學校的“口音矯正”班裡，我聽到說英語的印度年輕人正在學習美國堪薩斯州人或加拿大渥太華人的口音。因此，如果你是美國戴爾公司或聯合航空公司或者別的美國公司的客戶，打電話到客服中心尋求幫助或預訂機票時，你會以為你在跟附近某個鎮子或另一個美國城市的人通話，你絕對想不到電話的另一端是印度。在海得拉巴，我會見了印度薩蒂揚資訊科技服務公司的創始人拉瑪林阿，從1972年起他便開始向美國客戶發售程式編輯器，當時只簽訂了少數幾個軟體編寫合同。如今，應客戶的要求，他已經全面接管了他們在全球各地的後勤辦公室業務，由於是在市郊的薩蒂揚園區進行這些業務，他將客戶的成本減少了70％。在班加羅爾，我親眼看到1800名擁有電器工程專業和電腦專業的博士學位的印度人，正在設計英特爾的新型晶片。英特爾也因此節省了大量成本。更重要的是，英特爾無法在美國找到這麼多具有同等學力的人來幹這件事。在欽奈，我訪問一個全新的生物技術工業園區，其領導者是克里希納。此人擁有密歇根大學的博士學位，在美國的頂尖生物技術部門工作過若干年，後來回到祖國印度工作。這裡的生活費用只相當於美國的20％。在結束旅行之前，我已經能理解我兒子想投資剷雪公司的心情。我同樣明白了，為何一提到業務外包，數百萬原來很自信的高中級專業人員就不寒而慄，他們也開始體會到那些藍領工人們進失業救濟所的心情。

總不能把雪搬到印度去（2）

回國途中經過法蘭克福和巴黎，在飛離德里的漢莎航空公司的班機上，我讀了《明鏡週刊》上的一篇文章，說的是為了應對全球競爭，歐洲人是否應當將每週工作35小時改為每週工作40小時。在思考了我過去三星期所看到的一切之後，我覺得這個問題實在微不足道。我覺得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應當是“歐洲是否能繼續生存下去？”但是我接著想起來了，上海的磁懸浮列車其實是歐洲製造的，芬蘭對中國有貿易順差，還有，我的手機在歐洲無論走到哪裡都能通話，而不像在美國只能在一定的地區通話。

在巴黎戴高樂機場轉機時，我買了一大沓報紙雜誌，打算在飛往華盛頓杜勒斯機場的途中閱讀。倫敦《衛報》的頭版新聞報道說，深受赤字之苦的英國國民保健局為了省錢打算將血樣用航空快遞的方式送往印度化驗，化驗結果將用電子郵件傳回。

一回到華盛頓，就遇上報稅的時間快到了。於是我立即安排與在當地一箇中等規模的公司裡工作的我的會計師會面，我們談到我的開支、稅款和扣除額等問題，談話中我提到我剛從印度回來。

“印度！”他驚奇地叫道：“我們公司剛剛談妥一筆交易，準備把公司的全部資料處理業務轉移到印度的班加羅爾去。你的所得稅實際上將在那裡計算。”他解釋說，這一做法將為公司節省下80％的處理成本費（說到這兒，我不明白為什麼我的委託費沒有因此而減少，不過這是另一本書要探討的問題）。

當天晚上，我打電話給女兒，告訴她我已經回來了，並詢問了外孫們的情況。我女兒住在夏威夷的毛伊島上，她的兩個孩子都上家庭學校。當談到我去了新加坡時，我順便問道孩子們學習新加坡數學課本的效果如何，因為我知道他們用的新加坡課本。

“噢，”她說：“非常好。”事實上，他們現在又有了新的學習方法。當網上有他們的課時，孩子們就與新加坡網連線，帶上耳機在電腦上與老師講話，他們說這有些像“星球大戰”裡的情節，他們喜歡這種學習方法，而且學得很好。

這簡直不可思議，我想。20世紀70年代，我在斯科特造紙公司工作時，全球化意味著在布魯塞爾設立一家分公司，而現在它則意味著你坐在自家的會客廳裡就可以上外國的課程。

幾星期之後，我回加利福尼亞州參加英特爾公司的政策諮詢委員會會議，見到了委員會主席安迪？格羅夫，他對美國在過去２０年裡研究和開發經費持續下滑，以及攻讀理工科學位的美國人越來越少十分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