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河北正定調查的經過。該篇文字從頭到尾都籠罩在戰爭逼近的陰影下。他們在路上花了一天，“沿途接觸的都是些武裝同志”，到了正定。第二天他們在隆興寺轉輪藏殿看到與《營造法式》完全相同的斗栱和許多精美奇特的構造，“高興到發狂”。可是，剛剛興奮地工作了兩天，
得到灤東緊急的新聞，似乎有第二天即刻回平之必要。雖然後來又得到緩和的訊息，但是工作已不能十分的鎮定。原定兩星期工作的日程，趕緊縮短，同時等候更壞的訊息，預備隨時回平。52
他們加緊工作：
這幾天之中，一面拼命趕著測量，在轉輪藏平梁叉手之間，或摩尼殿替木襻間之下，手按著兩三寸厚幾十年的積塵，量著材梁栱鬥，一面心裡惦記著灤東危局，揣想北平被殘暴的鄰軍炸成焦土，結果是詳細之中仍多遺漏，不竟感嘆“東亞和平之保護者”的厚賜。53
就這樣匆匆忙忙幹到第六天晚上，他們趕去車站等夜車：
站上有整列的敞車，上面滿載著沒有炮的炮車，據說軍隊已開始向南撤退。全站的黑暗忽被慘白的水月電燈突破，幾分鐘後，我們便與正定告別北返54
一方面時局急轉直下，一方面他們在古建築遺物調研上進展迅速。這兩方面最終匯聚到一個最富戲劇性的瞬間。前面提到1932年梁思成在《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中表達了對唐代建築的神往，但並不能確信還能否在中國找到唐代遺構。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紀玉堂一行四人，終於在五臺山發現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唐代木構—佛光寺東大殿。梁思成於1944年流亡四川李莊時寫下《記五臺山佛光寺建築》，其“記遊”這樣回憶道（當時在困難狀況下，為節省篇幅，用了文言）：
乘馱騾入山，峻路縈廻，沿倚崖邊，崎嶇危隘，俯瞰田疇。塢隨山轉，林木錯綺；近山婉婉，遠巒環護，勢甚壯。旅途僻靜，景至幽麗。至暮，得謁佛光真容禪寺於豆村附近，瞻仰大殿，諮嗟驚喜。國內殿宇尚有唐構之信念，一旦於此得一實證。55
第1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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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梁的文字中我們看到他們接下來花了幾天實測佛光寺，“工作至苦”，但每每為發現年代證據和精美構造而驚喜。梁的文字也時常透出深深的悲哀。比如，他們驚詫於佛光寺文殊殿中有一根長達十四米的大梁。一小童引他們登後山叢林中，告訴他們該巨材取自那裡。他們卻看到，“今林無巨木，幼樹離離，終未敢置信”。還有，他們登山到佛光寺後坡去看一座“左右蕭條，寂寞自如”的墓塔，發現“佛教跡象，如隨高僧圓寂。唐代一時之盛，已渺不可追，亦不禁黯然矣”。56
發現佛光寺東大殿這“國內古建築之第一瑰寶”，成為梁思成及其同仁十幾年的田野調查中最輝煌的成就，而此時也恰恰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黑暗的時刻之一（圖10）。正當梁等四人還沉浸在發現唐構的喜悅中，在晉北一路考察寺廟，到了代縣，工作了兩天後，才知道五天前，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本已經全面發動侵華戰爭。梁等只好匆匆輾轉返回北平，於9月流亡西南。在1944年梁寫《記五臺山佛光寺建築》時，惘然不知當時佛光寺的命運：
當時訪勝所經，均來日敵寇鐵蹄所踐大好河山。今已不堪回首
今晉省淪陷已七年，豆村曾為敵寇進攻臺懷據點。名剎存亡，已在未知之數。吾人對此唐代木建孤例之惴懼憂惶，又寧能自已。57
深具悲劇和諷刺意味的是，1937年抗戰的爆發，逼迫梁和營造學社部分會員南遷，經長沙，到昆明，又到四川南溪縣李莊，反而給他們開闢了新的田野調查的地域空間—雲南、四川、陝西和西康等省諸多市縣，也使他們的視野向更多的建築型別、文化開放。比如，1940年6月，位於昆明的營造學社受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委託，派劉敦楨負責調查西南諸省古建築和附屬藝術。該調查從1940年7月開始，1941年12月結束。1942年4月，劉在他的《西南古建築調查概況》中回顧道，在上路前，他必須得在學術理想中的廣闊的“西南”概念與實際可操作性之間權衡。劉的心靈掙扎文字攝人心魄，值得大段
引用：
受事之始，竊以西南諸省之涵義，在地理上，係指四川、西康、雲南、貴州、廣西五省而言位於此面積內之建築，依其結構式樣，大體可別為漢式與藏式二類。其分佈情況，則藏式建築隨藏族之繁衍與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