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卻在《尚書》中儲存了下來，由此成為研究殷人特別是盤庚遷都的惟一的重要依據。

無論盤庚遷殷的真正原因是什麼，這個舉動本身卻成為整個殷商乃至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這個事件標誌著“商人屢遷”的動盪生活的終結，同時也使長期處於低迷衰退中的商王朝重新出現了“殷道復興”的局面。或許，正是由於這個局面的出現，才有了後來包括盤庚在內的8世12王270餘年商代歷史的延續。

其8世12王的世系如下：

隨著商周更替，世道輪迴，至遲在秦代，盤庚所遷的殷都已成廢墟，具體地望和位置漸漸不被人所知，直到甲骨文被重新發現和釋讀，這種狀況才得以改變。

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開始籌備時，首先恢復了殷墟的發掘工作，並於西北崗王陵區發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和附屬祭祀坑。1958年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建了安陽考古工作隊，1959年又設立了工作站，開始對殷墟進行長期的連續性發掘和研究。

從1958年至1966年，安陽考古隊在保護區內的工作一直沒有中斷，發掘了部分鑄銅遺址、鑄銅作坊、制骨作坊、圓形祭祀坑、車馬坑等遺址。1966年，由於“文化大革命”爆發，殷墟的發掘被迫停止，直到1969年才恢復工作。在之後的30年中，考古人員對殷墟又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發現了許多重要遺蹟及遺物，儘管“文革”風潮特別是後期批林批孔等政治風浪，對殷墟發掘造成巨大沖擊，但工作還是艱難地維持了下來。“文革”結束後，殷墟發掘總算迎來了一個新的時期，隨著婦好墓的發現，使殷墟再度震驚寰宇。

1976年，著名女考古學家鄭振香率領考古人員在洹水南岸的小屯村西約100米處，發現了婦好墓。墓壙為長方形豎穴，南北長5．6米，東西寬4米，深7．5米。墓葬未設墓道，墓室上部有建築基址的痕跡，據發掘人員推測，可能是一座用於祭祀的墓上建築。由於此墓埋壓在殷代文化層之下，受到自然條件的保護，因而雖歷經幾千年滄桑而未遭盜掘。墓中除發現16個殉人和6只殉狗外，還出土了銅器、玉器、骨器等極其珍貴的文物1928件，其中銅器的總重量達到了1625公斤。在21O件青銅禮器中，不少器類都是前所未見的重器。而大多數禮器上都鑄有銘文，為考證墓主身份、墓葬年代，研究隨葬品的組合，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第六章　商代後期諸王的年代（2）

婦好墓是惟一能與甲骨文相印證並確定其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葬。有專家認為婦好就是一期甲骨卜辭中所稱的“婦好”，即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廟號“辛”，即乙、辛周祭祀譜中所稱的“妣辛”。

自1928年殷墟首次發掘，至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這歷史時期，有數十座宮殿遺址、10餘座陵墓和10多萬片甲骨以及數以千萬計的銅、石、玉、陶、骨、角、蚌、牙等器皿，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範圍內發掘出來，其數目之多、種類之齊全，是其他任何遺址都無法匹敵的。殷墟的發掘不僅對中國新史學和中國考古學的興起產生了直接的重大影響，而且對中國歷史的斷代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為此，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後，專門圍繞殷墟文化設定了“商代後期年代學研究”的課題，並由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殷瑋璋具體負責。同時根據“工程”提出的“商代後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的目標，特設了“殷墟文化分期與年代測定”這一專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曾參與、主持殷墟發掘多年的楊錫璋負責。

楊錫璋和徐廣德等考古學家積殷墟幾代學者70年發掘、研究之經驗，在前賢的基礎上加以研究，將殷墟文化分期進一步完善，其中一期到四期相對應的商王如下：

殷墟一期：約當盤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

殷墟二期：早段年代約當武丁晚期，估計與祖庚、祖甲時代相當。

殷墟三期：約當廩辛、康丁、武乙、文丁時代。

殷墟四期：約當帝乙、帝辛時代。

分期劃定之後，楊錫璋、徐廣德、唐際根、劉忠伏等專題組人員，著手從歷年發掘所積累的資料中選出部分樣品，並於1997年春季在殷墟的白家墳南地和東南地作了大規模發掘，揭露面積達6000多平方米，取得了50餘個含碳樣品。但是，當這些樣品送往北京後，仍然不能滿足14C測年的需求，特別是殷墟一期和四期的樣品較少，不足以排出系列。於是，“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