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專家組認為，《世經》記載的629年，不見於先秦文獻，是漢代劉歆據三統曆推算出來的，不足憑信。

古本《竹書紀年》等書記載的496年說，因《竹書紀年》明確記載是29位王的積年，不足《史記·殷本紀》商代30王的數目（如計入未立而卒之太丁為31王）。中國現代著名史家、考古學家陳夢家透過對古文獻研究後認為：“湯滅夏以至於受”可能是引述《紀年》者所加的說明，《紀年》原文可能如《通鑑外紀》注所引，是“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自湯數至文丁（文王受命）是29王，沒有帝乙、帝辛。據“工程”專題人員常玉芝等學者對晚商祀譜的排比，帝辛在位30年（公元前1075—前1046年），帝乙在位26年，二王共在位56年，故商代總積年當為496＋56=552年（含1046），若將伐桀之年計入，則為553年。也有學者認為“湯滅夏以至於受”可能是指從湯至帝辛即位，29王不包括未立而卒的太丁和帝辛。如是，則商積年為496＋30（帝辛在位年數）=526年。《鬻子》記載的576年與553年接近，《左傳》所說的“載祀六百”可理解為約數。

專家們認為，可以用於“工程”的商代積年有三說較可信，一為《鬻子》的576年說，二為古本《竹書紀年》記載、陳夢家解釋的552年說，三為另一種解釋的526年說。由於“工程”已從“武王克商研究”這一課題的成果中，選定周武王滅商之年為公元前1046年，那麼以這個數字為定點，分別上推三說的商代積年，可得到公元前1622年、公元前1598年和公元前1572年三個數字。根據此前對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始建年代的14C測年研究，已得結果為公元前1600—前1560年之間，這個時間段與以上三說基本吻合。有鑑於此，工程首席科學家研究決定，商的始年就在這個框架中取捨，並首選公元前1598年。為取整數，定為公元前1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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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商代早期文明（8）

公元前1600年作為夏商分界之年，在回答了前面已經敘述為什麼夏代始年定為公元前2070年（1600年加夏代積年471年，取整數為2070年）。同時，也有一個關鍵的數字需要交待，這就是建立商代始年基點的歷史上著名的武王克商之年——公元前1046年。可以說在整個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如果武王克商，也就是說商朝滅亡、周朝建立的這個至關重要的定點得不到建立和確定，夏商的年代學體系就不可能較準確地建立起來。當然，在武王克商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發生之前，有關商代後期的歷史脈絡和各王年代還是要先行說明的。這就面臨著要解開又一個歷史年代學之謎，即歷史上著名的盤庚遷殷事件到底發生於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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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商代後期諸王的年代（1）

帝國的榮光

按照學術界通常的劃分方法，商代後期是自盤庚遷殷開始至商朝滅亡這一歷史階段，而作為分界的遺址性標誌就是著名的安陽殷墟。

縱觀殷商的興亡史，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其都邑頻繁遷徙，漢代張衡曾概括道：“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這裡說的“前八”是指成湯建國前之八遷，“後五”則為成湯建國後之五次遷徙。關於成湯之前八遷的具體去處，已無明確的文獻記載，現代史學巨擘王國維曾對此作過考證，指出了“八遷”的具體方位，但沒有得到學術界的共識和考古學上的證實，自然難成定論。成湯之後的“五遷”，雖有文獻記載，但又不盡相同，如可信度較高的三種文獻《尚書·序》、古本《竹書紀年》和《史記·殷本紀》，其記載就有差異，參見下表：

由於文獻說法不同，漢代之後的研究者也就眾說紛紜，難有一致的結論。不過這個爭論主要針對各王遷徙的具體方位而言，對總體上的“後五”並無非議。

盤庚遷殷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有過這樣的描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諮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後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

關於《盤庚》三篇頗有歷史研究價值的文章，司馬遷沒有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