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性就在於，只要出現器物，一看便知是夏代還是周代的，同時也不存在先周文化的麻煩。至於出現的文化面貌是周代哪一個時期的，可以參照出土的各種器物和現象進行研究、討論、印證，但必須首先排除商末和先周的干擾，這便是天馬——曲村遺址的獨特之處。

既然天馬——曲村遺址最早的西周文化很容易辨別，那麼這種文化就應該接近晉國也就是唐的始封年代。如果接近了唐的始封年代，距武王伐紂這一歷史事件就應該接近或相隔不遠了。又因天馬——曲村遺址是離周朝的首都豐鎬最近的一個封國都邑，它的文化面貌跟豐鎬遺址的文化就更容易接近。事實上，從兩地的考古發掘來看，所出的器物等文化遺存也是相同的。這樣就有了更進一步的意義，即天馬——曲村遺址的文化可牽涉和限制武王克商這一歷史事件的定年，也就是說，天馬——曲村遺址中最早的西周文化，用14C測年所得的資料，不能早於武王克商年，如果早於“工程”推算的武王克商年，就證明武王克商年的推算是錯誤的，因為晉（唐）國是在武王克商、周朝建立之後才就封的。同理，該遺址最早的西周文化也不能晚於武王克商許多年，至少不能晚於成王在位的年數。由此，天馬——曲村遺址在考古學文化上就將武王克商之年卡在一個有限的時間範圍之內了。這也正是工程要設立“天馬一曲村遺址分期與年代測定”專題的目的和意義。

由於劉緒多年來一直參與天馬——曲村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對諸方面的情況都有深入的瞭解，所以關於天馬——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