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燕都城址內所有文化遺蹟及文化堆積，都是召公封燕以後形成的。”

第七章　周革殷命的歷史轉折（9）

“工程”專題研究人員結合城牆基礎和城外護城河內出的遺物推斷，認為燕都城址始建於召公封燕之後，而絕不會早到商末。這樣，就徹底避開了商周之際考古學文化難以區分的糾葛，為確定早期燕文化及武王伐紂的年代提供了一個準確的下限年代標準。根據文獻記載，“工程”專題組認為，周初封燕之事應為成王時，因武王之時，召公還不是太保而只稱召公。另從《史記集解》“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為召公”的記載推斷，雖然召公被封於北燕，但召公本人未就國，而由其元子代之。可見，克罍、克盉銘文中的“王”指成王，M1193的墓主人“克”，即召公之“元子”，也就是第一代燕侯。

琉璃河遺址M1193墓葬槨木儲存良好，經常規14C測定，年代為公元前1015—前985年，這個數值為西周始年的推斷提供了參考依據。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進行中，趙福生等專題人員於1996年秋，在琉璃河遺址灰坑H108第一層和第三層中，發現了三片刻字龜甲。其中第一層出土的一片龜甲上刻有“成周”兩字，這兩個字的發現，對年代學的研究而言，具有極其重要的斷代意義。

據文獻記載，成周營建於成王初年。因此，“成周”卜甲的發現，表明H108的年代不會早於成周的建成，即其上限不會超過成王時期。從H108灰坑發掘的情況看，地層關係明確，是琉璃河遺址中時代最早的西周遺存之一。透過對其出土器物的特徵分析，H108的年代應屬西周早期的偏早階段，將所出碳化樣品用AMS測年，結果為公元前1053—前954年之間。這個測年結果與M1193號大墓的測年數值對比研究，從另一側面支援了成王封燕說。　據此記載，封燕及修築燕都之事更可細推為成王元年至成王十二年之間，也就是說，燕都遺址內的最早測年資料，應在成王元年至成王十二年這一範圍之內。

如前所述，透過“工程”專題組人員對居址器物分期和墓葬分期，可以看出西周燕都遺址的最早年代就在周初，這個年代已接近武王伐紂之年，因而，遺址的最早年代便成為檢驗武王克商年代的下限。根據琉璃河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資料的中值推定，這個下限應是公元前1020年。也就是說，武王克商這一歷史事件，不會晚於公元前1020年。

第八章　天時、地利、人和（1）

尋找早期的晉國都邑

同琉璃河遺址近似，天馬——曲村遺址同武王克商這一事件同樣有著直接的參照關係。

位於山西曲沃的天馬一曲村遺址，是晉國的早期都邑，總面積達8．75平方公里，是已知山西境內規模最大的西周遺址。20世紀80年代以來，考古人員在此發掘了大面積的周代居址和500餘座西周初期至春秋初期的中小型墓葬，90年代又在遺址的中心區發現了有著重大學術價值的晉侯墓地。

前文已述，周武王在克商後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曾進行過大規模的分封。但武王在位的短短几年中，周人對全國的統治並不鞏固，政治上潛在著嚴重的危機。因此，在他死後，其子成王即位，由周公（姬旦）攝理政事，不久即發生了管叔、蔡叔之亂。周公奉成王之命，出兵征伐，歷經3年終於平息了這場戰亂。之後便有了晉國始封地的出現。

據《史記·晉世家》等文獻記載，當武王與其後邑姜（姜太公呂尚的女兒）歡會之時，夢見天帝對自己說，我命你生個兒子，名虞，將來把唐國封給他。那裡是參宿的分野，叫他在那裡蕃育自己的子孫。不久，邑姜果然懷有身孕，當胎兒出生後，手上竟有一個虞字，故起名為虞。因為這孩子是武王的第三個兒子，按照伯、仲、叔的排法，又稱為叔虞。武王死後，成王繼位。當管、蔡之亂被平息之後，有一天，年幼的成王與叔虞戲耍玩鬧，成王削一片桐葉為珪贈與叔虞說：“以此封若。”身旁的史佚聽罷此言，立即請求成王擇吉日封立叔虞。成王不以為然地說：“吾與之戲耳。”史佚反駁說：“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意思是作為天子不能胡說八道，凡說過的話就要落到實處。於是成王遂封叔虞於唐。因唐國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於。

年幼的成王也許不會想到，他的一句戲言竟然成就了周朝境內最為強大的北方雄邦——晉國的600年皇皇偉業。叔虞死後，他的兒子燮父繼位，改稱晉侯，同時把唐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