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鍾書到錢家去。

有一天，鍾書回來滿面愁容，說是爹爹來信，叫他到藍田去，當英文系主任，同時可以侍奉父親。我認為清華這份工作不易得。他工作未滿一年，憑什麼也不該換工作。鍾書並不願意丟棄清華的工作。但是他媽媽、他叔父、他的弟弟妹妹等全都主張他去。他也覺得應當去。我卻覺得怎麼也不應當去，他該向家人講講不當去的道理。

我和鍾書在出國的輪船上曾吵過一架。原因只為一個法文“bon”的讀音。我說他的口音帶鄉音。他不服，說了許多傷感情的話。我也盡力傷他。然後我請同船一位能說英語的法國夫人公斷。她說我對、他錯。我雖然贏了，卻覺得無趣，很不開心。鍾書輸了，當然也不開心。常言：“小夫妻船頭上相罵，船杪上講和。”我們覺得吵架很無聊，爭來爭去，改變不了讀音的定規。我們講定，以後不妨各持異議，不必求同。但此後幾年來，我們並沒有各持異議。遇事兩人一商量，就決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我。我們沒有爭吵的必要。可是這回我卻覺得應該爭執。

我等鍾書到了錢家去，就一一告訴爸爸，指望聽爸爸怎麼說。可是我爸爸聽了臉上漠無表情，一言不發。我是個乖女兒。爸爸的沉默啟我深思。我想，一個人的出處去就，是一輩子的大事，當由自己抉擇，我只能陳說我的道理，不該干預；尤其不該強他反抗父母。我記起我們夫婦早先制定的約，決計保留自己的見解，不勉強他。

我抽空陪鍾書回到辣斐德路去。一到那邊，我好像一頭撞入天羅地網，也好像孫猴兒站在如來佛手掌之上。他們一致沉默；而一致沉默的壓力，使鍾書沒有開口的餘地。我當然什麼也沒說，只是照例去“做媳婦”而已。可是我也看到了難堪的臉色，嚐到難堪的沉默。我對鍾書只有同情的份兒了。我接受爸爸無語的教導，沒給鍾書增加苦惱。

鍾書每天早上到辣斐德路去“辦公”——就是按照爹爹信上的安排辦事，有時還到老遠的地方找人。我曾陪過他一兩次。鍾書在九月中旬給清華外語系主任葉公超先生寫了信，葉先生未有回答。十月初旬，他就和藍田師院的新同事結伴上路了。

鍾書剛離開上海，我就接到清華大學的電報，問鍾書為什麼不回覆梅校長的電報。可是我們並未收到過梅校長的電報呀。鍾書這時正在路上，我只好把清華的電報轉寄藍田師院，也立即回覆了一個電報給清華，說明並未收到梅電（我的回電現還存在清華的檔案中）。他在路上走了三十四天之後，才收到我寄的信和轉的電報。他對梅校長深深感激，不僅發一個電報，還來第二個電報問他何以不復。他自己無限抱愧，清華破格任用他，他卻有始無終，任職不滿一年就離開了。他實在是萬不得已。偏偏他早走了一天，偏偏電報晚到一天。造化弄人，使他十分懊惱。

兩年以後，陳福田遲遲不發聘書，我們不免又想起那個遺失的電報。電報會遺失嗎？好像從來沒有這等事。我們對這個遺失的電報深有興趣。如果電報不是遺失，那麼，第二個電報就大有文章。可惜那時候《吳宓日記》尚未出版。不過我們的料想也不錯。陳福田拖延到十月前後親來聘請時，鍾書一口就辭謝了。陳未有一語挽留。

我曾問鍾書：“你得罪過葉先生嗎？”他細細思索，斬絕地說：“我沒有。”他對幾位恩師的崇拜，把我都感染了。

可是鍾書“辭職別就”———到藍田去做系主任，確實得罪了葉先生。葉先生到上海遇見袁同禮，葉先生說：“錢鍾書這麼個驕傲的人，肯在你手下做事啊？”有美國友人胡志德向葉先生問及錢鍾書，葉先生說：“不記得有這麼個人”；後來又說：“他是我一手教出來的學生。”葉先生顯然對錢鍾書有氣。但他生錢鍾書的氣，完全在情理之中。鍾書放棄清華而跳槽到師院去當系主任，會使葉先生誤以為鍾書驕傲，不屑在他手下工作。

我根據清華大學存檔的書信，寫過一篇《錢鍾書離開西南聯大的實情》。這裡寫的實情更加親切，也更能說明鍾書信上的“難言之隱”。

鍾書離上海赴藍田時，我對他說，你這次生日，大約在路上了，我只好在家裡為你吃一碗生日面了。鍾書半路上做詩《耒陽曉發是餘三十初度》，他把生日記錯了，我原先的估計也錯了。他的生日，無論按陽曆或陰曆，都在到達藍田之後。“耒陽曉發”不知是哪一天，反正不是生日。

鍾書一路上“萬苦千辛”，走了三十四天到達師院。他不過是聽從嚴命。其實，“嚴命”的骨子裡是“慈命”。爹爹是非常慈愛的父親。他是傳統家長，照例總擺出一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