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點，一遇戰爭更是暴露無遺。

為防大臣專權自重，宋太祖總是將一些實權部門一分再分，添設了不少新的機構，致使官僚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相互內耗，辦事效率極為低下。不少大事小事，最後都推到了他這個皇帝面前，非他親###板不可。宋朝雖設諫官，其職責卻悄悄地消失改變，由諫議君王成為專察臣子百官的御史，歷來所謂的“丞相聽天子，天子聽言官”之局面不再重現。皇帝的權威至高無上到了極點，幾乎無人可議無人可諫，大臣唯有偶爾以祖宗成法來稍稍規束一下天子。至王安石提出“祖宗不可法”後，皇帝也就變為真正的“天子”，無人可以監督，沒有任何法規能夠束縛。

宋太祖在政權、軍權收歸皇帝一人的同時，也將財權全部集於中央。過去方鎮所收賦稅，基本自留，送到朝廷的極少。這固然為地方官員聚斂財富中飽私囊提供了方便，有著一定的弊端，但地方的自主權與靈活性也相應地得到了發揮。宋太祖進行財政改革，詔令天下諸州，除留取規定的正常經費而外，其餘的將全部送交中央，不準佔留。這一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約地方勢力的作用，但當時的交通運輸、財政管理都無法跟上，還得增設相應的政府官員，造成的損耗難以估量。宋朝的財政收入與唐朝相比，增加了七八倍。但是，卻要供養一大批由政府派到各地的政府官兵及數目龐大的禁軍，由唐時的三千人養一官兵，變為三十人養一官兵。表面看來，宋朝的財政收入大大增加了，而實質上則大大減少了。即以宋英宗時期而言，國家財政年收入高達六千多萬，而官兵的費用就花去了六分之五。剩下的六分之一，朝廷還能幹些什麼？發達的經濟就這樣不知不覺地消耗於無形之中，宋朝的積貧積弱就這樣無可避免地成為定勢難以扭轉。因此，每當邊釁一開，國家財政無力，而地方財政又歸於中央，缺少早就勢力薄弱無所建設，仗還沒打，勝負就已見出分曉。

不勝重負的黃袍加身（10）

除開財政，軍隊的建設、管理更是宋朝屢屢敗北的根源之所在。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後，表面看來，軍權已集中於皇帝一人之手，但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要擁有軍隊，就會存在領兵作戰的將領；而將領一旦博得部下的信任，控制了屬下的兵士，就有可能憑藉手中的力量防不勝防地發動軍事政變。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將領擁兵自重的弊端，只有改革軍制才能達到目的。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宋太祖採取了建立樞密院與三衙並存的軍事體制。樞密院主管全國軍政，一應軍機要務，諸如掌握兵籍、控制虎符、調動軍隊等，都在主管之列。為了制約武將，樞密院的最高長官樞密使卻由不懂軍事的文官擔任。三衙，指殿前都指揮使司、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它們平時侍衛皇帝，負責儀仗，宿衛京師，或到外地更番戍守。三衙平列分立，全都擁有兵權，卻沒有調動軍隊的權力。也就是說，樞密院屬務虛的軍事機構，它擁有調兵大權，卻沒有可以指揮計程車卒；而三衙有軍隊，卻無調兵大權。樞密院有權無兵，三衙有兵無權，它們相互制約，誰也別想擁兵造反。而真正的軍隊指揮大權，最後全都歸於皇帝一人。為了防止類似自己的“黃袍加身”事件出現，趙匡胤真是處心積慮到了極點。

不僅如此，趙匡胤還加強了禁軍的建設。宋初的軍種共有三類，一是鄉軍，二是廂軍，三為禁軍。鄉軍不屬職業軍隊，戰時為軍，平時務農，實質上就是民兵；廂軍即各州鎮的地方部隊，他們雖然龐大，但武器裝備、兵員素質較差，戰鬥力相當薄弱；禁軍過去基本上是皇帝的近衛軍，主要負責皇帝的個人安全，而趙匡胤卻在後周的基礎之上將禁軍整編為國家的正規部隊，變為一支力量強大的中央軍及核心力量，由三衙統領，擔負著守衛京師、保護皇帝、戍守邊疆、對外作戰的重要任務。因此，趙匡胤只要將禁軍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基本上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禁軍數目，據《歷代名臣奏議》所載：“太祖即位初年，國家共有十二萬，”而到開寶後期，就發展到三十八萬了。這些禁軍，平時大都拱衛在無險可守的首都汴京。可以想見，這支只顧消費、沒有生產的職業化軍人集團將給京城造成多大的壓力，也就難怪宋太祖提出遷都之議了。

趙匡胤早年討厭讀書習文，專鶩練功習武。可當他執掌政權後，卻在全國上下，號召人們重文輕武：“我欲使武臣盡讀書，使知為治之道。”這固然與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有關，但更重要的，還是擔心人們重武，會危及他的政權統治。宋太祖不僅以文臣主管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