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防止將領###。要想叛變，必先結成黨羽；黨羽間必有一個相互熟悉、瞭解的過程，只有慢慢加深感情才能形成。而“更戍法”常使得“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就更不用說相互結黨叛變了。於是，對那些握有幾千裡地盤、上十萬軍隊的重鎮將領，宋太祖只要發出一紙詔令，就可讓他們立時變為孤孤單單的“光稈司令”。防範的目的是達到了，然而，由此而導致的不良後果卻非常嚴重：將領不瞭解士兵才識，士兵不認識將軍容顏，上下陌生，關係疏離，將帥的威信無從建立，士兵的長處得不到發揮。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又怎能指望一支既不知己更不知彼的軍隊常勝不敗呢？

不勝重負的黃袍加身（11）

若論實力，遼朝遠不如宋軍。遼軍總數不到三十萬，能投入戰場的不過十萬而已。宋朝軍隊在宋太祖開寶年間約三十八萬，宋太宗時擴充到六十六萬，而在慶曆元年（公元1041年）已達一百四十餘萬之多，是遼兵的幾倍。遼兵雖以騎兵為主，迅疾剽悍，為宋軍所不及，但就雙方軍隊的實力而言，宋朝當超過契丹；更何況，宋朝的經濟力量遠比遼朝雄厚穩定，為何佔有較強優勢的大宋王朝卻在對外作戰中從未取得過一次像樣的軍事勝利？儘管影響戰爭勝負的因素很多，比如民心的向背、決策的正確與失誤、戰略戰術是否得當、將領的臨場指揮、軍隊的整體素質等，但我們僅從宋太祖的　“更戍法”不是可以得到一定的答案嗎？宋太宗時，更是將趙匡胤的軍事防範策略推到了極端：為防統帥專權，趙光義乾脆取消將帥對部屬的節制、處分權力。如此一來，上下級之間便失去了從屬與統轄關係，統帥、將校、士兵各不相干，猶如一盤散沙。將帥沒有威嚴，號令無法執行；士兵紀律渙散，難以統一指揮。這樣的軍隊怎能與紀律嚴明、靈活性大、戰鬥力強的契丹鐵騎爭鋒？也就難怪宋軍每戰必敗了。

就拿後來發生的人所共知的誅殺名將岳飛來說，也是宋朝君主猜疑武將而結出的一個惡果。岳飛毫無疑問是宋朝最為偉大的軍事統帥，他所率領的那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岳家軍的確具有一股“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英雄氣概。然而，他卻受到了朝廷的牽制。若不是宋高宗的骨子裡繼承了先祖猜疑武將的基因，哪怕秦檜再諂言再誣陷，也不會發生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岳飛的事件。可憐一代令敵聞風喪膽的英傑忠臣，最後卻落得個慘死於自己君王手下的悲劇。

自從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宋朝歷代皇帝對武將的懷疑與防範便成為一種揮之不去的傳統。宋太宗趙光義就曾說過：“國家面臨的問題，無非就是外憂內患。外憂易於防範，而內患卻來得突然，最令人擔憂。帝王用心，對此不得不格外謹慎。”防內甚於防外，因此之故，宋朝內部雖無大亂，對外卻先後受制於遼、西夏、金，最後亡於元朝之手，真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不唯政治、軍事、經濟，即使有宋一代的思想、文化等意識形態之表現，我們似乎也可以在黃袍加身這一開國曆史事件中找到內在根源。

陳橋兵變是一次成功的中國歷史大陰謀，總是顯得那麼陰陽怪氣、不明不白、不甚光彩。信念、仁義、忠誠等儒家正統觀念在此喪失殆盡，也就使得整個宋朝瀰漫著一股小人盛行、無恥下流的“毒霧”，一點一點蛀蝕著大宋江山。

而作為坐穩了江山的統治者來說，自然要拉出歷代統治者所慣用的“法寶”——儒家理論治理國家。趙匡胤不僅尊孔重儒，即使對孔子後代，也十分看重。孔子的第四十四代孫孔宜沒有考中進士，就給予格外照顧，不僅特定為進士，還將他封為曲阜主簿。歷代儒家一個最大的特徵就是虛偽，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宋太祖的尊孔信儒，說到底也是一種虛偽的表現。兩重虛偽迭合在一起，便有了一出《宋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我相信每一位看過這篇傳奇的讀者，都會對趙匡胤的故作姿態、不近人情產生某種反感。而這則故事，正是按照孔老夫子的“男女授受不親”觀念演繹而來。因此，儒教在宋代時期發展到朱熹、二程的吃人理學，也就不足為怪了。從《千里送京娘》這一故事中，就已清晰地現出了某種端倪。

黃袍加身是中華傳統謀略的一次傑出典範，陰柔，是其內在本質。這一特性影響開來，有宋一代差不多被陰柔與謀略浸泡得面目全非。以宋太祖為濫觴，其弟宋太宗就弄了個“燭影斧聲”；趙氏後人又將這種風格用於戰爭與外交，他們不敢與敵人硬拼，總是以謀略、和談為主，戰爭為輔。對強大的契丹就不用說了，即使不怎麼厲害的党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