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曹操的攻擊謾罵，或在舞臺上見到那被塗得全白、僅只眼角稍沾筆墨以示機警應變的臉譜化曹操時，就會情不自禁地想到，曹操生前若能預料後人對他的這般詆譭與攻詰，他還會保持不時流露出來的坦誠、率直與本真嗎？會不會刻意地改變自己、塑造自己，清心寡慾，以求達到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形象？如果曹操那樣做了，他可就真的成了一副“面具”，不再是一個豐富多彩的人了。與那些以“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做標準，經過改頭換面的“神”相比，我們更喜歡那些有血有肉的英雄。

當曹操一旦確定為反派人物並被公共認可，就連他的死也打上了奸詐詭譎的烙印，有了他人生的第三大謎團——墓葬之謎。

曹操曾在《遺令》中明確寫下自己的埋葬之地：“葬於鄴之西岡上，與西門豹祠相近。”這一遺囑也得到了認真的落實，曹丕在《武帝哀策文》中具體地描述了喪葬過程，並指明瞭墓葬地點的地貌。可能是盜墓賊並未掘到曹操墓葬的緣故，就編排出一則流傳甚廣的曹操在漳河上設七十二疑冢之說。更有人將曹操的奸詐想象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以他的口吻做詩一首道：“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莫知。七十二外埋一冢，更於何處覓君屍？”你就是掘盡七十二冢，也找不到曹操的屍骨，因為他真正的墓葬卻在七十二座疑冢之外。對此，我們不得不“佩服”那些以貶損曹操為能事的某些後人的想像力之豐富奇詭，如果曹操再世，恐怕也會為之折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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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歷史的雙重改變（11）

其實，曹操一生節儉，不貪戀財物，不積聚私產，更反對厚葬。墓中既然沒有什麼金銀財寶，也就不怕他人盜墓，那麼，還有什麼必要故設疑冢大擺“迷魂陣”與後人玩那小孩般的“捉迷藏”遊戲呢？

六

曹操生前就是一個富有爭議的人物，這種爭議在他的早年就已開始了，隨著他走上政治舞臺，將人性的方方面面淋漓盡致地鋪排、發揮開來，各種各樣的褒貶譭譽更加紛至沓來。就一般情況而言，一個人死後往往可以蓋棺論定了，可曹操卻不然。

最早對曹操做出評價的是《三國志》的作者陳壽，他的敘述與評說較為客觀、全面，也是一部我們今天認識曹操真實面目的可信文字。此後，詩人陸機、唐太宗李世民、歷史學家司馬光、文學家蘇軾等人都留下了有關曹操評說的文字，有褒有貶，還算持平。但總是趨勢是，越到後代，其貶的成分就要多於褒的內容。至蘇軾時，對曹操的肯定就已相當有限，而貶抑卻十分厲害了：“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

到了南宋，對曹操的評價竟降至了最低點，這恐怕與當時的政治形勢有關。佔據北方的金人承襲北宋，尊曹魏為正統；而偏安江左的南宋之勢與僻處益州的蜀國相似，便以蜀漢為正統。因此，對曹操的大加撻伐也就在所難免了。朱熹將曹操斥為“篡盜”，對他的一言一行全都看不慣；陸游有詩曰：“邦命中興漢，天心大討曹”。

明朝時，以張溥為代表的文人對曹操有褒有貶。褒的是他的文學成就與多才多藝，貶的是他的政治功業，基本上承襲了南宋的“篡盜”舊說。

延至清代，王夫之、朱乾等人都能以客觀的態度評價曹操，而全盤否定者也不乏其人，最為突出的代表就是乾隆皇帝，他從維護自己的統治利益出發，不能容忍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篡逆”行為。

歷史上對曹操的不同評價往往出於不同的角度與立場，大多以正統觀念與忠奸善惡為標準，出於實際的政治需要加以評說，並形成了一股縱貫而下的“藍本”，不知不覺地影響著後人。

而影響最為深遠的評說還在廣泛普及的文藝作品如小說、戲劇、說唱等。民間藝人以正統文人及歷代統治者的評價觀點為依據，發揮自己的想象，經過藝術加工，更是將一段本身就具傳奇色彩的三國故事弄得神神鬼鬼，面目全非。唐朝時，三國故事演變為一種“市人小說”，“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北宋時，有了專講三國故事的藝人，並帶上了鮮明的“尊劉抑曹”傾向：“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而“三分實事，七分虛構”的《三國演義》一問世，曹操就完全被定型為一個奸詐殘暴的反面人物，淪為古今天下第一奸人。通俗易懂、生動形象、曲折引人的《三國演義》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從某種角度而言，正是小說《三國演義》使得史書《三國志》退出了民間的廣闊“市場”，造成了人們對它的淡漠與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