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踽踽走在雲南道上的沈萬三的背影，或許人們至今都會解氣。這個討了十三個老婆、擁有20多億兩銀子的傢伙，福享得太多！哼，只有受不完的罪，沒有享不完的福呢！

然而，經濟界人士的命運畢竟折射著當時政治、經濟決策的光環。

當我們看一看那踽踽而去的背影並對之作一番歷史和文化的透析時，我們不能不看到這個人格上或許並不為我們所喜歡的財神爺經歷了從鉅商到囚徒的角色劇變。正是在這種劇變背後，存在著的令我們怦然心跳的某種悲劇性的東西——不僅僅是屬於他沈萬三個人，而更多的是屬於整個民族和整個國家。

令人感到沉重的正是這一點。

一五八

（六）

沈萬三的角色劇變只不過是這種社會嬗變的象徵而已。

其實，被朱元璋打下去的沈萬三在當時只不過是個挑頭的。朱元璋對富人的仇恨，早已刻骨銘心。當他從他的政治對手張士誠手裡攻下蘇州城不久，他就把蘇州的大批富戶下放到他的老家濠州（即鳳陽）。那句“命徙蘇州富民實（填實）濠州”的話語，至今還冷冰冰地躺在記述朱元璋言行的那本《明太祖實錄》裡。

他要他們的錢，同時也要洩洩心中的忿。

朱元璋整治蘇州一郡的富民，無疑還夾雜著吳地富民曾支援過他的政治對手張士誠的政治因素。作為報復，他毫不猶豫地給予當初協助張士誠守城的吳人，一是大規模地下放，二是課以重賦。《中國史稿》第六冊記載的蘇州田賦變遷情況的資料表明：宋時蘇州徵糧三十萬石，元時八十萬石，張士誠據守吳時，增至一百萬石，而朱元璋為懲罰吳人，更是一下子大幅度地提升到二百八十多萬石。以上情況宏觀地反映朱元璋對蘇州一郡人所懷的情感。而微觀的情況，則是以沈萬三為典型例證了。對於曾為張士誠刻紀功碑、為張士誠輸錢輸糧的沈萬三，清代乾隆年間的吳郡諸生顧公燮在他的《丹午筆記》（又名《消夏閒記》）中說：“太祖取沈萬三租薄定額，格外加賦。每畝完糧七鬥五升，其重十倍。”

上述對蘇州富民的整治夾雜有政治的因素，而據《明太祖實錄》和徐學聚的《國朝典匯》等記載，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正為父母大規模營建中都皇陵的朱元璋，下令徙江南富民14萬到鳳陽屯種。

當朱元璋把江南富民下放到他的老家去時，已不單單是洩政治的忿了。

嘿！讓你也去吃吃老子少年時曾吃過的苦！

被小農思想蠱惑著、被陰暗心理折磨著的朱元璋一邊在應天（南京）皇宮的角落裡撒著尿，一邊咬牙切齒地說著。

休養生息了十幾年後，各地富民又漸漸隆起，朱元璋又第三次進行這種全國性的移徙。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元璋下令徙天下富戶5300戶到南京，所涉及的物件又主要是中國最富庶地區的江浙富民。甚至直到朱元璋臨死前一年的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記載，朱元璋還提取江浙等處上戶4500餘家填實京師。

朱元璋在江浙、江西等地實行糧長制度，規定每萬石上下的稅糧為一個納稅區，僉派田糧多的富民充當糧長。為了鼓勵他們忠誠地為朝廷服務，朱元璋給他們很好的優遇恩養。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引《嘉定縣誌》裡的話說：“當時父兄之訓其子弟，以能充糧長者為賢，而不慕科第之榮。”優惠的政策加之以金錢和權力，這些富起來的糧長，難免是為霸一方，科斂害民了。對之，朱元璋又憤恨至極，大罵他們是“虐民之心，甚如蝮蛇”（《大誥續編》）了。《大誥三編》裡記載朱元璋殺起他們來，一次就要了160顆這些糧長的人頭。嘿嘿，幾乎是類於集體屠殺了。

不僅如此，《九朝談纂》裡還記載：金華首富楊某作糧長，口出狂言，說皇帝徵糧萬石，不及他一個田莊的收入。整過了沈萬三的朱元璋聽了，會是個什麼心情並不難揣摩。這年這個楊某解糧進京，朱元璋見了他，問：“糧食何在？”楊答曰：“霎時便到。”

“殺時便能到嗎？”朱元璋看了他一眼，終是莞爾一笑，說著便命人將他推出去殺了。訊息傳出，楊某家人逃散，財產被搶掠一空。殺了楊某後，朱元璋晚上做了一夢，夢見一百個無頭人跪在陛階之下。幾天以後，正好有百名糧長送糧至京朝見，這些糧長恰恰又都未能按期繳納。朱元璋便聯想到他們的作惡多端，更想起了那個夢，於是命令將這一百名糧長拉出去砍了。刑部的官員依大明刑律連忙阻止，認為罪狀不明，況且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