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是感情的抒發，是對人及自然的觀察，其根本是一種表現的慾望，希望有人來讀它，褒獎或批評它。它是解除人的孤獨感的一種手段。所以人們喜歡同氣味相投的人一起進行寫詩活動，因此就產生了“集團”。

龔白珍所屬的集團稱作“宣南詩社”，同人中不少人都具有濃厚的公羊學的傾向。

所謂“公羊”，是孔子所編《春秋》的註釋書之一。這種對《經》所作的解釋，稱之為“傳”。《春秋》有公羊、左氏、穀梁三傳。就詳細註釋歷史的事實來說，《左氏傳》最為傑出；《公羊傳》則把重點放在貫穿於史實之中的理念上。《公羊傳》尊重所謂的“微言大義”，是基於這樣的解釋：孔子在《春秋》這樣枯燥無味的史實羅列中施加了深刻的用意，批判了歷史。

中國自古以來關於區別“華夷”——即文明和野蠻——的觀念是極其強烈的。拿《春秋》來說，在談到文明的國家時，如稱齊人、秦人，都要加一個“人”字，而在談到野蠻的國家時，僅以夷、狄、戎等來表示，不加“人”字。不過，經常有例外。如僖公三十三年載：“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殼。”這就是例外。

人們對這個例外作這樣的解釋：給中華之國晉加人，對夷狄的姜戎不加人，這是遵照一般的慣例。但對中華的一國秦也不加人，這是因為秦在這次戰爭中攪亂了人道，因此不給它加人，意思是把它視同夷狄。相反，野蠻的國家因有善行，有時也稱作狄人。

在記述無關緊要的事實的文章中插進激烈的歷史批判，正是公羊學所重視的。隨著歷史批判精神的增強，這種學風必然帶上政治的色採。不僅是對歷史，對現實的政治也投以批判的眼光。所以學習公羊學的人，一般都是從歷史批判開始，對現行的政治體制進行研究和批判，在行政組織、國防、經濟、漕運、產業等各個領域中，對實際政治表示深刻的關心，並不斷地加以評淪。

中國在宋代完成的朱子學被視為正統的學問。朱子學的重點是放在文獻批判上，終於產生了象南末王應麟那樣的考證學者。清朝因襲明朝的制度，也把朱子學當作官學。

清代的學問可以說是清一色的“考證”，清代學術的精華就是考證學。考證需要嚴格的批判精神和合理主義，因此可以稱之為近代的科學的學問。但是。其末流還是墮落到為考證而考證。拼命地進行考證，但這究竟有什麼用呢？——在具有強烈的實用主義傾向的中國知識分子當中，自然地產生了這樣的疑問。因此，作為考證學的反動，逐漸研究起批判實際政治的公羊學。不過，一直到清朝末年，公羊學並未能取代考證學而成為學問的主流。

第一章：衰世（5）

當時公羊學的泰斗是劉逢祿。龔自珍是劉逢祿的門生，同門的英才魏源也是宣南詩社的同人。鴉片戰爭的主角林則徐，以及可以說為鴉片戰爭起點火作用的黃爵滋，都是該詩社的同人。

據龔自珍的年譜記載，道光十年（一八三零）四月九日，於花之寺會諸友觀賞海棠花。這次聚會是徐廉峰和黃爵滋召集的，有魏源、朱椒堂和潘曾瑩、潘曾綬兄弟等十四人參加。這一天大概商談了結社的問題，因而五月誕生了宣南詩社　。

據魏源的年譜記載，五月的聚會除了上述朋友之外，還有林則徐、張維屏等人參加，會上成立了“宣南詩社”。並互相以詩唱酬。另外，六月二日龔自珍將同人邀集到龍橋寺，舉行了酒會。

當時正是公羊學的泰斗劉逢祿去世的第二年， 所以也可能商談了刊印恩師遺稿的問題。這件工作決定由魏源一個人來承擔。

林則徐雖：喜歡社交．但他沒有參加宣南詩社成立前的花之寺的聚會。他暫時在故鄉福建服父喪，這一年的四月才回北京。四月九日賞花時，他可能還沒有抵達北京。

宣南詩社的同人都是當代的英才。在他們聚會的席上，不可能只是詩酒應酬，同人中既有龔、魏這樣公羊學的雙璧，也有象林則徐、黃爵滋等那樣充滿朝氣的官吏，不難想象，在他們中間會談論“衰世”的問題。

“這樣下去行嗎？”

“一定要想辦法！”

“那麼，想什麼辦法呢？”

公羊學的特點是，排除抽象的言詞，進行符合實際的考察，所以他們肯定會作以上的交談，議論種種改革現狀的辦法。

下面讓我們來看一看主要同人在結社當時的年齡和地位。

林則徐，四十六歲。因父親去世，辭官眼喪。在這以前任江寧（南京）布政使，宣南詩社成立三個月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