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同時到來。

還沒有人為“不幸福的增長悖論”提出明確解釋，但是研究這一現象的經濟學家推斷，經濟快速變化時期的不確定性和不平等可能是罪魁禍首。當國家的整體經濟強勁增長，人們的生活得到改善時，我們會明白自己正處在約瑟夫熊彼特口中的“創造性破壞”階段。失敗者會遭受無常的變化和由此造成的痛苦結局，這甚至令贏家備感不安。

新興市場的緊張局勢不僅僅體現在心理上。發展中國家同西方一樣，其第一次“鍍金時代”的主要情形是“資本和勞動力、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摩擦”，卡內基在一個多世紀前就指出了這一點。

2011年9月，我在華盛頓特區主持了一場世界銀行專題研討會，會上我瞥見了上述摩擦。印度最大的僱傭機構TeamLease公司執行長曼尼什薩巴哈瓦爾說，印度最大的挑戰之一是增加正式經濟（與黑市經濟相對）中製造業的人數。令人驚奇的是，工資水平低的印度擁有的製造業工人僅佔勞動力的12％，這一比例同美國相當。

作為中國製造業明星公司之一的汽車製造商——比亞迪公司，其高階副總裁李柯積極參與了討論。“我有了答案。”她告訴薩巴哈瓦爾。她說，比亞迪已滿載厚望地開進了印度市場。“我們認為印度是比亞迪第二大製造基地的不二之選，”她解釋道，比亞迪喜歡印度勞動力的高品質：“僱員十分優秀——他們工作賣力，天資聰穎，能力較強。”但問題關乎政治，“他們罷工然後索要金錢，談判的程序很長，公司不得不停止生產一個月。”她強調，“相反，在中國，不存在罷工，如果工人要罷工，政府會介入並告訴工人，我會幫你，但你得回去工作。”

這時候，我忍不住問她，中國政府會不會用強硬的措施迫使那些抗議者回去工作？我暗示：罷工者會不會被送進監獄？

“不會，”李女士立即回答，“政府只是和他們友好地談話，你們需要什麼？我們會關心你。不要擔心。但是你必須回去工作。”

李女士說，“最初，比亞迪計劃將印度變為製造後院，然而印度的工會比中國的更為激進”，對此比亞迪只能退一步，放棄最初的計劃“所以我們在印度有五六千名僱員。而我們原先計劃會有更多人，大約要招五萬多名僱員。”

印度同西方一樣，將生產線遷至別處是應對愛鬧事的工會的絕招。另外一招則是技術制勝。印度白手起家的最富女性企業家基蘭瑪茲穆德–肖對她的員工說：“如果你們加入工會，我就採用自動化技術，你們就都下崗了。”出人意料的是，她對《紐約客》雜誌的一名記者講了這段話，而該報道主要關注的是瑪茲穆德–肖為改善印度最貧窮人民的生活所做的慈善貢獻。最終，工人們沒有聽從，於是瑪茲穆德–肖用自動化技術趕走了他們。

贏家：資料說明一切

我們能確定一件事：不論是像瑪茲穆德–肖一樣的印度企業家，還是像李柯一樣的中國公司高管，或是像奧尼爾一樣的西方金融家，這些站在世界財富頂端的人在這個“雙生鍍金時代”過著如魚得水的生活。在研究當今日益加劇的收入不平等的學者中，現年41歲的伊曼紐爾賽斯是最受尊敬的學者之一。這位瘦瘦高高、一頭捲髮的法國人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經濟學，他於2009年獲得經濟學領域最高獎項之一。賽斯和他的同事——巴黎經濟學院的托馬斯皮凱蒂合作，記錄了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美國收入分佈的變化曲線。

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到1940年，位於收入分佈圖前10％的人，他們的收入約佔總收入的45％。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一份額下降至約33％，直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才基本保持水平。之後，這一比例強勁攀升。到2006年，該比例為50％，甚至超越了1928年——“咆哮的20年代”的頂峰。

然而，賽斯和皮凱蒂發現，收入的最大變化不是發生在前10％的人和其他人之間，而是發生在前10％的內部。幾乎所有的收入集中在分佈圖的最頂端：2002年至2006年的經濟擴張期間，美國3/4的收入增長都流入了前1％富豪群體的口袋。社會差距不僅存在於窮人和富人之間，也存在於頂級富豪與一般富人（同獲得巨大成功的同伴相比，感覺自己不那麼富有的人）之間。

第8節。

根據賽斯的研究，以下資料是2010年美國家庭平均收入的情況：位於收入分佈圖前0。01％的家庭平均收入為23846950美元，前0。1％到0。01％的家庭平均收入銳減至280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