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之一，這種轉變才剛剛開始。有些人認為一小撮人從全球化的成果中受益並增加了財富，此說法傷害了處於社會邊緣的群體。每當我聽到和讀到這些數不盡的不實報道時，我都感到惱怒。全球化可能會在某些國家境內加劇不平等，但從全球角度來看，全球化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空前的範圍內縮小著人類的不平等。“金磚四國”和其他類似國家的數千萬人民正由於本國的經濟增長而脫離貧困。雖然我們容易關注到中國產生了許許多多億萬富豪這一事實，但我們不應該忘記在過去的15年，超過3億中國人脫離了貧困高盛預計，隨著“金磚四國”和“新鑽十一國”的發展，2012~2030年，全球將有2億人邁入中產階層的行列我們不應對這樣的發展前景憂心忡忡，而應該充滿期待，憧憬未來。廣大人類正有機會享有財富創造出的果實。這是一個偉大的場景。

奧尼爾先生對中國和印度富裕起來的人們所持有的同理心，並不是我們對“雙生鍍金時代”抱以樂觀的唯一原因。另一個原因是過去兩個世紀的經驗告訴我們，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必然會整體提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水平。

聖菲研究所的布瑞恩阿瑟教授寫了一篇關於計算機革命和“第二經濟”興起的論文。在“第二經濟”中，大部分工作透過機器與機器間的“對話”完成，人類幾乎不干涉其中。而總部在得克薩斯州達拉斯的“灰狗巴士”公司會計和運營總經理約翰巴蘭諾斯基如此回應這篇論文：“財富可能以我們無法想象的某種方式被創造，以及被消耗。”巴蘭諾斯基先生寫道：“在過去，生產力消滅了數百萬個崗位，又創造了數百萬個崗位。雖然這具有強大的破壞性，但從來沒有對總體就業產生負面影響的先例，我們也沒有理由預測未來（以及第二經濟的影響）會有所不同。”

阿瑟教授的回應是，他希望巴蘭諾斯基是對的，但是他提醒道，我們沒有證據證明今天的技術革命最終真的會讓我們所有人變富。

“你認為新的財富繁榮會創造新的工作，我希望你說的是對的，”阿瑟教授寫道，“有種觀點認為這種情況經常出現，經濟學家稱之為薩伊定律。但現在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這只是理想中的信條，而在真實情況下並不正確。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和中期第二經濟出現以來，我們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裁員，現在我們面臨著持續的結構性失業。我希望社會能創造出工作崗位，也許真的會。但更有可能的是——同歷史上多次發生的情況一樣——我們將不得不徹底重新調整整個體系。我們需要找到分配新財富的新方式。”

快樂的農民和沮喪的百萬富豪

在西方，全球化的支持者和批評者往往有一個共識：新興市場——尤其是新興市場中崛起的中產階層，是全球化的大贏家。只要GDP在上升，這一點就毋庸置疑。然而，正如西方國家的第一次“鍍金時代”並非能使每個人都受益，發展中國家的“創造性破壞”時代同樣面臨重重困難。

舉例而言，有關收入和幸福關聯性的國際研究最近揭示了一些與直覺相悖的發現。直到幾年前，關於金錢和幸福的主流理論還是“伊斯特林悖論”（EasterlinParadox）。1974年，理查德伊斯特林發現，越過了一個相對較低的閾值，更多的錢不會使你更快樂。但是經濟學家得到更完善的國際資料後，發現“伊斯特林悖論”僅適用於單一國家內的跨代情形——即使你可能比你的父母更富裕，但你可能不會比他們過得更幸福。在跨國的情形下，數百萬的海外移民認為：富裕國家的人民通常比貧窮國家的人民更加幸福。

然而，最新的發現顯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即移民到更富有、幸福度更高的國家反而會令人沮喪。安格斯迪頓在2006年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的一篇評論中總結道，“令人驚訝的是，在任意一個既定的收入水平上，經濟增長總是與較低的生活滿意度相關。”卡羅爾格雷厄姆和愛德華多勞拉將這種現象稱為“不幸福的增長悖論”。兩份關於中國的獨立研究發現，遷移至城市的農民更加富有了，但是他們對自己的收入比以前在農村時更感沮喪。印度記者帕拉賈米塞納斯將新聞報道的視線從“印度輝煌”的商業巨頭轉向落後的社會底層時聲名大振，他敘述了同樣的情況：從貧窮農村遷移至城市貧民窟的印度人擁有更好的工作機會，但是社會保險難以跟上。貝齊史蒂文森和賈斯廷沃爾弗斯發現“不幸福的增長悖論”對於“奇蹟”經濟體的最初增長階段尤其契合，例如韓國和愛爾蘭——當新興國家的經濟第一次騰飛時，它們的人民最不幸福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