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學習西方，厲行變法，以便使“歐、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規，悉發現於我神州大陸”，以便使中國臻於富強之境地。他不僅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主張對於工商業“宜縱民為之，並加保護”，而且主張將這種學習從經濟領域推廣到政治領域，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政治制度。他認為，這種對於西方文物制度的學習，應當形成為一種熱潮。清廷須“廣遣親王大臣遊歷以通外情，大譯西書，遊學外國，以得新學”；同時選舉貢生監生之明敏者入使才館，“各國語言文字、政教律法、風俗約章，皆令學習”。他親自寫了《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考》和《日本明治變政考》進呈清廷，希望當朝者“以俄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他並且樂觀地預言：“大抵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體，日本效歐、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體。若以中國之廣土眾民，近採日本，則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

嚴復是最早向中國人系統地介紹西方資產階級哲學、政治、經濟理論的啟蒙思想家。他認為，“國之貧富強弱治亂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之徵驗也”。“是故貧民無富國，弱民無強國，亂民無治國”。從這個觀點出發，他認定，“欲救當前之弊，其事存於風俗人心之間”。因為海禁大開以還，中國人向西方學習得並不少，但終於“不能有實效者”，主要原因就是沒有抓住這個根本。他說，“民智者富強之源”，“欲開民智，非講西學不可”。他想用“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來改造中國的風俗人心。因此，他認定自己的一項歷史性的使命，就是要集中精力從事西方學術論著的譯介工作。在他看來，“有數部要書，非僕為之，可決三十年中無人為此”。他翻譯了英國赫胥黎的《天演論》（今譯《進化論與倫理學》的前兩章），宣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號召人們自強不息，“與天爭勝”，以便救亡圖存。他翻譯了英國《穆勒名學》（今譯《邏輯體系》）、英國亞當斯密的《原富》（今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法國孟德斯鳩的《法意》（今譯《論法的精神》）和英國赫伯特斯賓塞的《群學肄言》（今譯《社會學原理》）等，宣傳唯物論的經驗論、古典政治經濟學原理和君主立憲、三權分立等社會政治思想。他以為，如果這些理論、思想為中國人接受並且付諸實施，那麼中國就不只是救亡有術，而且也是富強有道了。

第9節。

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是直接在英、美等國接受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學知識的。他說過：“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幼嘗遊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典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因而很早就主張“仿行西法，以籌自強”。從改良主義轉向民主革命立場之後，他制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第一次提出了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建國方案。他把自己的基本思想歸結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他說：“予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這就是說，他提出三民主義是直接參考了歐美的歷史經驗的。他甚至向西方國家“特別是向美國人民呼籲”，要求他們給予中國的民主革命事業以道義上的同情和物質上的支援，因為“我們要仿照你們的政府而締造我們的新政府”。當然，他也看到了“歐美強矣，其民實困”這個事實，因而企圖在學習西方時又能避免西方的社會弊病，由此，他形成了一種主觀社會主義的思想，認為在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即所謂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不過，他根據這種“防止”資本主義的理論所制定的恰恰是“純粹資本主義的、十足資本主義的土地綱領”。《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頁。當時，孫中山對於實行自己的方案，也是懷有很強的信心的。他說過：“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實現，不但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世紀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

由此可見，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態度，曾經是十分熱烈、十分認真和十分虔誠的，學習的內容是逐步深入、相當全面的。正如毛澤東所描述的那樣：“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像雨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