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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節：長鍍金年代（10）

保守派的智識統治

1923年1月7日的《紐約時報》登載了一篇專論《國家稅負日增，威脅國民福利》。該文用了頭號大標題，還有如下的大吹大擂：〃世界各國增長率公佈……美國人均聯邦稅為戰前之六倍……公共開支劇增。〃該文認為，之前十年的支出增長大都是一戰造成的，並給出不祥的警告：〃在轟鳴的槍炮聲停息時，公共開支規模依舊維持高位。其結果是，沉重的稅負繼續導致各國資源的大舉流失。〃值得注意的是，該文是作為新聞而非評論刊發的。它介紹了〃全美工業會議〃的一份研究成果，展示了過度徵稅的惡劣影響，但絕口不提該研究結論會否遭人質疑。

而大標題掩蓋的實際情況是，聯邦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比例從戰前的2％上升到戰後的4。7％。這一增長基本與戰爭有關，即便在〃轟鳴的槍炮聲停息〃後，仍有戰時債務要還，有退伍軍人津貼要付。與戰爭無關的開支的確上升了，但只是從戰前佔GNP的0。6％上升到戰後的0。9％。而且到20世紀20年代末，在共和黨重新主宰政壇十年之後，與戰爭無關的開支佔GNP的比例又降回戰前水平。

今天的自由派經常抱怨，保守主義運動已經成功地將反政府的意識形態植入了人們的潛意識，本書後面的幾章將進一步討論這種觀點。但在〃長鍍金年代〃，反政府意識形態要比現在嚴重得多，估計今天的保守派也要為之羨慕。在那個時代，正式的評論也都持以下的觀點：徵稅會產生破壞性經濟影響；緩解貧困與不平等的任何努力都是很不負責任的；如有人主張放任資本主義是不公正的，應加以改善，那他一定是個沾染了歐洲理念的危險激進分子。

我們不應忽視一點，當時確有不少真正危險的激進分子。具體來說，在〃長鍍金年代〃、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後，美國的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肯定比今天多得多。他們的人數儘管並不足以發動一場革命，但卻為保守派多提供了一個阻礙改革的理由。1919年，一枚炸彈在檢察長帕爾默（A。　Mitchell　Palmer）的家門口曝炸，美國政府隨即開始了臭名昭著的〃帕爾默搜捕〃，逮捕了數千名疑似從事激進活動的人。和〃9·11〃後一度籠罩美國的談虎色變的情緒一樣，一戰之後的〃紅色恐慌〃也導致普通的自由主義者遭到懷疑和恫嚇。普通自由派認為，可以使資本主義更為公正，而不至於將其廢除。並且無論如何，當時這派的人數很少。

◇歡◇迎◇訪◇問◇。◇

第18節：長鍍金年代（11）

當時，這只是美國人的視覺盲點。早在1881年，俾斯麥便描述了一套我們今天稱之為福利國家的體制的基本原理。在他看來，可用這套體制來安撫社會下層，鞏固德皇的統治。他說，政府〃也應在國民中為數最多、教育程度最低的無產階層裡培育這一理念……國家不只是個不得已而建的機構，還是個福利機構。必須透過明顯而直接的利益來引導他們對國家的看法，即國家不是一個單為保護社會上層而構建的機構，也是一個為他們的需求與利益服務的機構。以俾斯麥的德國為先驅，歐洲人早就開始實施類似〃新政〃的政策，而美國政界當時對此還毫無準備、毫無概念。具體而言，英國於1908年建立了一個有限的養老保險體系，1911年又建立了一個醫療保險體系。法國實施了獨具特色的初步的國家福利制度。一戰之前，英德法三國社會計劃開支佔GDP的比例便高於美國，這種情況直到20世紀30年代末才改變。

當時的美國仍是自由企業信條一統天下，其優勢地位甚為明顯，這成為不利於民主黨的另一因素。固然，史密斯在1928的失敗與他的頑固關係甚大，但民主黨內的民粹分子對他感到灰心失望還有另一個重大理由：史密斯獲提名後的第一個舉動，其實就是對主流的經濟意識形態表忠心。他選擇約翰·拉斯科布（John　J。　Raskob）做競選主管。此人是一位共和黨人、工業家，與自由派唯一明顯的共同立場就是都反對禁酒令。史密斯還任命另外四位百萬富翁出任競選班子的領導。事實上，史密斯在選戰中將胡佛描繪為一個準備向商界強加政府管制的危險人物，希望以此博得商界的支援。本質上史密斯是作為一個〃波旁民主黨人〃競選的。同之前的〃波旁派〃一樣，他有可堪匹敵的財力：民主黨人花費了530萬美元，共和黨是630萬美元。但史密斯的政綱毫無獨特之處，終遭慘敗。隨著時光的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