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稅率在羅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當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達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隨著美國背起〃冷戰〃的開支，這一稅率升到了91％。

在個人稅提高的同時，作為其稅基之一的資本收益卻顯著降低。這不是由於公司利潤的下滑，而是由於公司可保留的利潤變少了……對公司利潤徵收的聯邦稅的平均稅率，從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多。

還有一點，即依賴資本收益的人不僅發現這筆收益大多繳了稅，他們還發現，要把自己的財富轉移給子女變得日益困難。房地產遺產稅的最高稅率從20％連續升到45％、60％、70％，最終達77％。其結果之一便是，財富所有權的集中度明顯降低：1929年美國最富的0。1％人口擁有本國財富的20％還多，但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只有10％左右。

那麼，富人怎麼了？一句話，〃新政〃把他們的許多收入都徵了稅……也許是大部分收入。這就難怪羅斯福會被視為一個背叛了自身階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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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節：大壓縮（7）

工人與工會

富人是〃大壓縮〃最大的受害者，而藍領工人，尤其是產業工人，是最大的受益者。〃大壓縮〃之後的三十年，即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體力勞工的黃金年代。

實際上，在20世紀50年代末，只擁有高中學歷的美國男性的收入，依據通貨膨脹因素折算後，與今日有相同資歷的工人大體相當。但是，他們的相對地位顯然要高得多：擁有極好工作的藍領工人的收入，常常與許多大學畢業的專業人員相當，甚至還要高於後者。

藍領工人為何有了如此的好時光？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是受惠於當時世界經濟的狀況：美國製造業公司之所以能支付高額工資，原因之一就是其遇到的國外競爭微乎其微。令他們受惠的另一個因素是勞工的短缺，這是因1924年《移民法案》設定的嚴格移民限制所造成的。

不過，50年代的藍領工人的境況較20年代要好得多，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工會的崛起。

20年代末美國工會運動在退潮。勞工組織的重大努力都失敗了，究其原因，一是僱主成功地破壞了罷工，二是政府始終站在僱主一邊出手干預，逮捕工會組織者，若他們生於外國……當時這很常見……便將其驅逐出境。工會參與率曾在一戰中大漲，但之後劇降。到1930年，只有10％多一點的非農業工人參加了工會，與今天私人企業工人的工會參與率大致相當。在〃大蕭條〃最初的數年間，工會參與率繼續下滑，在1933年達到最低點。

但在〃新政〃之下，工會的成員大增，力量也持續上升。工會參與率從1933～1938年增長了兩倍，到1947年又將近翻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尾，三分之一以上的非農業工人加入了工會，而僱主也或明或暗地向許多未加入的工人發放一定的工資，以與工會工資相匹敵，或者是為了讓工人不受工會組織者的誘惑。

工會參與率為何大漲？經濟學家與歷史學家就此進行了激勵的爭論。

一種說法將工會參與率的大漲大體歸功於（或歸罪於，這取決於你的視角）〃新政〃。在〃新政〃之前，當僱主想要壓制工會組織者或破壞已建的工會時，聯邦政府是他們的可靠盟友。但在羅斯福治下，聯邦政府卻成為工人結社權的保護神。依據1935年的《公平勞工關係法》，美國建立了〃全美勞工關係委員會〃，羅斯福在簽署該法案時的宣告至為明白：〃本法規定了產業僱員為集體談判目的而享有之自主結社權，該權利為本國實體法之一部分。本法亦設定諸種方式，以供政府藉以保障該項合法權利。〃毫不奇怪的是，許多史家認為，針對工會的公共政策的這一逆轉，導致了工會的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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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節：大壓縮（8）

另一種說法則更強調工會運動的內部變化，而非政府政策的影響。哈佛大學傑出的勞工經濟學家理查德o弗里曼（Richard　Freeman）指出，30年代工會締結的增多與之前，即1910年～1920年間的一段增長相映成趣，而且30年代其他西方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上升情況，這表明羅斯福和〃新政〃也許並未發揮關鍵作用。弗里曼認為，30年代真正發生的事情，是分為兩個階段的一個過程，大體上與政府的舉動無關。首先是〃大蕭條〃導致許多僱主降薪，由於憤怒的工人組織起來抵制減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