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閉的環境下，經過長期的生活接觸產生了情感化思維。血緣、親緣、地緣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十分重要，而法理性、規範性、差別性則相對較弱。＇22＇“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國人的情感化思維具體表現為注重“禮尚往來”，注重同鄉、同事、同學、鄰里故舊，飲食文化、酒文化發達，看重各種暗示的心理作用，等等。

在這樣一個情感化思維發達的社會里，人情和麵子極為重要，用人過程中也常表現為任人唯親。在管理過程中，缺乏數字管理、精確管理，情感因素在管理中的作用尤其重要。

執經達權

“經”指基本的管理規則，“權”指隨機應變的管理技巧。中國人首先強調“執經達權”，要求管理者一方面要把握永恆不變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又要因應瞬息萬變的內外環境，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人制宜。“彼一時，此一時也”，強調以時間地點為轉移；“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強調一切以條件為轉移；“嫂溺，援之以手，權也”、“舜不告而娶”則強調特殊情況下的特事特辦。＇23＇

其次要求“通權達變”，根據變化了的情況來調整已有的手段和方式，“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中國人的經權觀與西方權變觀有所不同。西方權變觀點試圖瞭解“各子系統內部和子系統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組織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從而得出各種相互關係的模式或者各種可變因素的結構”，強調組織的可變因素，並試圖瞭解在變化的條件下和特殊的情境中如何進行經營管理，它體現的是西方傳統的理性主義和科學精神。＇24＇

1。2人生觀（3）

儘管儒家理論上強調“權”要從屬和服從於“經”，但由於儒家強調的“經”並不是“制度”、“法”的理性形式，而是“禮”的原則，是情感性極重的“經”。這使得“執經達權”流變為“禮”高於“法”、“人情”勝過“制度”，形成“人治”的傳統，形式化、制度化管理體系框架始終未能真正建立起來。

以義取利

“義”通常指社會倫理道德，“利”指人們的經濟利益。人們對“義”和“利”的追求都是客觀存在的現象。關於如何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係，不同的學派持不同的觀點。

儒學的義利觀是義為利先，儒家並不反對“利”，主要的是考慮所得之利是否合乎“義”，即所謂的“以義取利”。墨學則堅持義利的統一關係，把“兼相愛，交相利”視為最高的道德準則。荀子則強調義利並重，既強調物質利益是人們生存的基礎，同時強調倫理道德制約物質利益的重要性。

在天人合一、和諧觀的影響下，人主要透過對自己道德品質的修養才能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過分追求利是不利於個人修養的提高的。儒家強調的“重義輕利”的觀點也就備受統治階級的推崇。在儒家那裡，作為統治者、管理者，要做到以下幾點：第一，統治者必須剋制個人的私慾，少講利而多講義。第二，統治者對人民不能橫徵暴斂，不能竭澤而漁。第三，統治者不能與民爭利。儒家認為，統治者的職責在於管理天下，而不在於從事生產勞動。第四，統治者要以義（國家大利）為利，而不要以利（個人私利）為利。第五，統治者要利民。對於百姓的求利行為，不但不應該制止，反而應當予以鼓勵，並且還要提供必要的條件以促其實現這種義利。

實用理性

與西方的純粹理性不同，中國的理性是建立在現世觀照基礎上的實用理性。“實用理性”關注於現實社會生活，不作純粹抽象的思辨，事事強調“實用”、“實際”和“實行”，滿足於解決問題的經驗論的思維水平。例如，中國人對鬼神的態度是“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也。”這種對鬼神不肯定、不否定，甚至不去詢問、懷疑和思考的態度，是中國的典型智慧。因為任何尋求、懷疑和思考，都需要運用理性思辨，而用思辨理性是很難證實或證偽上帝鬼神的存在的，既然如此，又何必盲目信從上帝鬼神或依據科學而力加排斥？

天人合一觀認為，萬事萬物內在的規則是至高無上的，人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行事。對立統一迴圈變化觀則強調事物發展執行是有規律的，人對現狀的改變是困難的。這些都促進了人們關注人生、關注現實的思維方式，而農業生產注重經驗、注重實際、注重應用的特性則是實用理性的現實基礎。

“實用理性”是與中國社會的四大實用文化——兵、農、醫、藝密切相連的，由於天文、歷數等涉及抽象的理性思考，遠離民眾的日常生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