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戰艦7艘，特別是定遠和鎮遠兩艘海上巨無霸，威風赫赫，清廷也就暗自得意，以為北洋艦隊真是世界排名第八，後來就再沒有增添過任何艦隻，艦齡逐漸老化不說，後來連槍炮彈藥都不買了。反觀日益壯大的日本艦隊，差距每日俱增。

《孫子兵法》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其關注點主要在西方列強，對近鄰日本往往視而不見。譬如魏源的《海國圖志》，開始兩版（50卷本和60卷本）均無日本的介紹，直到1852年的100卷本才增加了日本島國錄，但內容卻只是大部分抄錄徐繼畲《瀛環志略》裡錯誤頗多的描述。

黃遵憲

清廷大員中，李鴻章算是認識日本比較清醒的人了，1874年他在奏摺中提到：“該國（日本）近年改變舊制，藩民不服，訪聞初頗小哄，久亦相安。其變衣冠，易正朔，每為識者譏。然如改習西洋兵法，仿造鐵路火車，添置電報，開煤鐵礦，自鑄洋錢，於國計民生不無利益。並派學生赴西國學習器藝，多借洋債，與英人暗接黨援，其勢日張，其志不小。”

只可惜，老李還是低估了日本的狼子野心。

對日本研究最為深入的要數首任駐日使團參贊黃遵憲，他花了8年的時間（1879年到1887年）寫成了40卷50萬字的鉅著《日本國誌》，從各個角度研究了日本的歷史和現狀，特別是近代日本的制度變革。只可惜，此書1890年在廣州付刊後，卻遲遲沒有刻成，一直到1895年才正式出版。後有人說，假如這本書在甲午戰爭爆發前為人所知的話，戰爭可能就是另一個結果了。

關於近代國人對日本的認識，黃遵憲曾說，“只一衣帶水，便隔十重霧”。如今國人對日本的感覺，何嘗不是如此？目前網路上一些仇日憤青的過激言論，更是一種既羨又懼的無知變態之心理表現。最讓人擔憂的是，在一種群體不理性思維的氛圍下，認識和了解我們的近鄰竟成不易之事，這何嘗不是一種悲哀？如果國人繼續無知地憤怒下去，誰又能保證一百年前的悲劇不會再發生一次？

朝鮮風雲突起，日人心懷不軌（1）

1894年，也就是中國的農曆甲午年，朝鮮發生了一件大事，這就是東學黨起義。東學黨是個打著宗教名義的組織，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反其道而行之，他們以儒家佛老學說為本原，對抗當時的西學西教，但在盲目排外方面，和義和團倒有幾分相似之處。

當時的朝鮮小王朝也已是日薄西山，民怨沸騰，朝不保夕。正如當時民謠所說的，“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盤佳餚萬姓膏；燭淚落時民淚落，歌聲高處怨聲高”。這時的朝鮮，何嘗不是內憂外患，時刻坐在火山口上？

李鴻章

果不其然，東學黨人起事後，在國內一呼百應，很快佔領全州，並揚言直搗王京。朝鮮小王朝被弄得大為驚恐，只好又厚著臉皮前來天朝借兵助剿。清廷駐朝鮮總代表袁世凱接到朝鮮的“借兵”申請後，便請示上級領導李鴻章是否出兵，李鴻章沉吟再三，向皇上奏請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總兵聶士成帶兵兩千多人開赴朝鮮。同時，按照《天津條約》，由駐日公使汪鳳藻將出兵之事告知日本政府，理由是中國顧念藩服，又因朝鮮請兵，故而派兵代平其亂，待亂平自然收兵回國。

日本人對局勢的發展早就瞭如指掌，盼的就是中國出兵。按照《天津條約》，如果中國出兵，日本也可以出兵。請神容易送神難，日本人去了可就不想走了。在接到中國的照會後，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先派八百日軍進入朝鮮，隨後大隊人馬繼續跟進，兵力一下子升到八千多人，遠遠超過了在朝清軍的數量。

日本此時急於出兵，並非為幫助朝鮮平定叛亂，而是想利用這個機會加強對朝鮮的控制。另外，日本國內爆發經濟危機，伊藤博文內閣正處於風雨飄搖當中，此時出兵海外正好可以轉移國內的注意力，以度過危機。這種事情，在中外歷史上並不罕見，做得好的，可以穩固國內政局，但萬一弄巧成拙，就可能反過來危及國內安全，當年拿破崙三世就栽在這上面。

而此時東學黨聽說中國大兵趕到，加上朝鮮小朝廷的招撫政策，起義已基本偃旗息鼓，局勢也日趨平靜。朝鮮小王朝便先後照會日本和中國，要求雙方撤軍。中國不想生事，便滿口答應，並約日本一起退兵。

但日本卻心懷鬼胎。彼時日本在朝鮮的海陸軍已經遠遠超過清軍，到嘴的肥肉哪能輕易放棄，於是日本不但以各種藉口不肯退兵，反而不斷製造事端，丟擲朝鮮內政改革方案，說由中日兩國共同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