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國從容不迫的在團部處理著公務，倒是進出團部的幹部戰士們一個個都有些謹小慎微戰戰兢兢的模樣。最先受不了的是周金才，經歷了與周金國大鬧一場、被關禁閉，後來又在周金國的說項之下官復原職的經歷，兩人的關係中有著說不出的疙瘩，卻有實實在在的又近了一步。所以周金才找到周金國詢問起來，“金國，上頭到底是什麼意思？這事情就算了麼？”

二團從部隊開始宣傳土改之後就能用“處於風口浪尖”來形容。周金才無疑是上一次鬧出事情來的罪魁禍首。而這一次，團裡面公認的罪魁禍首則是吵吵賣東西吵吵的最兇計程車兵委員會的那幫人。可到現在為止，周金國除了下令全面終止由部隊來推動的“經濟戰”之外，就只是強調了一件事，“部隊是打仗的，而不是做生意的。”

所以聽了周金才的問題，周金國答道：“什麼叫算了？我去軍部的時候，雷軍長說了，當年我們組建總參謀部的時候，鬧的笑話比現在只多不少。最後大家終於建成了總參謀部，咱們光復軍從此怕過誰？”

周金才沒有完全聽明白雷虎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不過他一個營長，還是不久前犯過錯的營長，肯定是沒有資格參加軍長帶頭召開的軍事會議的。周金才追問道：“金國，給好好說說唄。”

周金國卻是嘆了口氣，沒有繼續說下去。他身為政委，去軍部開會的時候是做好了被一擼到底的心理準備的。沒想到會議一召開，軍長雷虎率先發言，“都督帶著我們在道州建立起參謀部體系，那時候除了都督之外，不，應該說包括都督在內，大家都不知道這個總參謀部體系最終會成個什麼樣子。只是都督看事情看得透，他說先建立作戰訓練部門，以後招兵不歸軍官管了。所有新兵都送去作戰訓練部門培訓，完成初級訓練內容結束之後分配到戰鬥部隊。那時候部隊就鬧出很多笑話，乾的傻事，走的彎路數都數不完。現在回想起來，都弄不明白那時候都怎麼能夠傻到那個地步，更不知道人的私心能到那個程度……”

雷虎是以總參謀部的建立與現在黨委負責制向比較，而且那句“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都不知道自己當時能夠傻到那個地步，更不知道人的私心能到那個程度……”真心是點睛之筆，一傢伙就把責任給挑的無比明白。

雷虎把調子定到了發展中必然會遇到的問題上，政委沈心一唱一和的跟進，於是沒人在把會議往拿人出來頂缸的方向走。討論出來的結果就大大超出了周金國的想象。

懲戒的內容首先就是給團長和參謀長記了大過，卻沒有剝奪兩人的軍職。給這兩位記過的理由很簡單，身為軍事主官而沒有考慮到敵人大舉出動襲擊可能。這就是軍事指揮有問題。

如果前去護送商隊的不是一個排，而是一個營，甚至只是一個連，這場戰鬥都會完全不同。650人的一個營，哪怕是湘軍與團練實施了偷襲，一個營面對兩千湘軍與團練組成的烏合之眾，也能輕鬆的以一打三，殲滅敵人。即便是160多人的連，面對十倍敵人也能找個地方固守到援兵抵達。可只有40多人的一個排，遭到五十倍敵人的圍攻，戰敗並不稀奇。

光復軍時候打掃戰場統計傷亡，即便湘軍佔據了天時、地利、人和，佔據了兵力的絕對優勢，為了殲滅這40人的光復軍，也付出了傷亡兩百人的代價。這場戰鬥恰恰證明了湘軍與光復軍之間天差地別的戰鬥力。

除了軍事主管的責任之外，黨委會議上允許士兵委員會代表們參與也被認為有重大問題。經濟戰是中央的命令，中央不叫停，部隊就不能說自己不幹了。但是黨委是權力機構，士兵委員會是輔助的監察機構，監察機構居然能對權力機構有發言權，這個關係被認為不合適。所以軍部透過了以後黨會不允許士兵委員會人員參與的決定。

這是制度上的問題，所以沒什麼對錯，只有事實證明合適不合適的問題。沈心做了自我批評，認為應該更明晰這部分職責的問題。接下來討論的則是對烈士們的安置。

儘管團裡面從來不說英勇犧牲的鄭玉鳳同志與阮希浩軍長的私人關係，但是團裡面的高層都知道鄭玉鳳同志的家庭情況。所以周金國很擔心怎麼給第二軍軍長阮希浩交代。政委沈心處理的方法非常獨特。最先的報告中，因為心裡有芥蒂，周金國的報告中專門用一段話介紹了鄭玉鳳是阮志浩旅長的妻子，是阮希浩軍長的弟妹。

沈心大筆一揮，就變成了“鄭玉鳳同志在1852年加入革命隊伍，是光榮的光復黨黨員，是光復軍中優秀的革命女戰士……”

周金國原以為這是為了避免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