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8月，北到壽州，南至安慶，西抵大別山，東至滁州。在幾乎整個皖中地區，韋澤的部下都開始實施最後的行動。

沈心作為臨時工，在7月底就得到訊息，8月與9月的工錢翻番，從四兩變成了八兩。然而興奮的感覺並沒有過去太久，如同山一樣的工作撲面而至。

從南到北，各村的稅收都得派人下去。一來是擔心有地主們敢於反抗，有部隊下去可以立刻實施鎮壓。二來擔心不派人下去的話，地主們還會玩老花樣，把稅負轉嫁給佃農。在新投奔韋澤的部隊裡面，出身貧困的農民佔據了絕大部分，這麼一支窮人的隊伍，怎麼可能站到地主老財的立場上去。第三則是部隊希望這次稅收能夠作為一個標準。以後的稅收額度大概就是這麼一個水平。

沈心與隊伍到第一個村子的時候，卻見窮苦百姓遠遠的就迎接回來。作為懂文化的臨時工公務員，沈心負責張貼告示，並且向百姓宣讀內容。具體行政工作幹起來讓沈心極為不爽。這些內容一點沒變，還是不到一個月前就反覆說過的。但是百姓們卻跟沒聽說過一樣。

“老爺！你們上次說的還算不算？”這算是比較好的百姓們的說法。

“老爺！我們家的XXX就是咱們部隊裡頭的啊！”拉關係的人從來不缺乏。

“老爺！我怎麼記得上次不是這麼說啊！”有些人就試圖胡攪蠻纏。

“你們唬誰呢？你們敢XXX麼？”還有些別有用心的傢伙就開始挑撥。

“老爺！這裡頭XXX對你們說了瞎話，他還做了XXX的事情！”還有些人開始告密。

每天對百姓的工作結束之後，就是工作總結會議。各種反應都被匯總起來，而人心的險惡也在這些匯總與討論中被一一探討。

韋澤對部隊的行動的核心要點之一就是，“以我為主！”民眾的說法，看法，甚至是煽動，都與韋澤的命令不同。

“凡是紀律沒有要求的事情，我們都不能幹！”隊長畢慶山也煩得要命，他態度惡劣的對著與會的工作人員叫嚷起來。

“我們怎麼給他們說！我已經答應過一些事情了。”有工作組的人嚷道。

沈心臉上儘量想保持穩定，可心裡面卻是十分不以為然的，上頭還沒發話，下面的人就敢答應，這膽子未免太大了。

隊長畢慶山板著臉，“怎麼說，我給你們兩個說法。第一個就是說自己根本不知道一些規定，所以給老鄉們說了大話！要是覺得臉面上掛不住，那就可以選第二個說法，就說你們很想給老鄉辦事，但是你們的隊長是個大壞蛋，他不答應！”

雖然畢慶山板著臉，看著一副讓人覺得挺害怕的模樣，但是這話讓沈心沒憋住笑出聲來。這畢慶山的心胸也未免太大，竟然能坦然的讓屬下往自己頭上潑髒水。

畢慶山瞪了沈心一眼，然後轉頭向其他隊員，“你們給我記清楚，我們現在已經有明確的規章制度，黑紙白字……，哦白紙黑字！你們要是不知道該說什麼，就好好的給我讀這些規定，這些政策！你們說過去的話，怎麼圓，怎麼推，我都不在乎。但是有一件事，凡是這政策上沒有的東西，你們誰敢答應了別人，你們就自己想辦法給我解決吧！”

因為作為臨時工，沈心還不算是核心成員。而這種心態也讓沈心抱著“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心態來處理工作，在這種心態的保護下，沈心在完成工作的過程中倒是頗有些樂趣。那些曾經在鄉村中頤指氣使的傢伙們，現在被迫低下了頭。被迫按照畝數交糧的時候，他們一面想賠笑，可因為肉痛，笑容與痛苦的表情融合在一起。當他們在核對的賬簿上簽字時，幾乎所有的地主士紳都放聲大哭。

這哭聲中有痛苦，有不捨，有委屈，還有種像是屈辱的感受。沈心私下覺得，這種屈辱大概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向官府之外的人交過糧食，現在太平軍的政權，無疑沒有被地主士紳當成過官府。

徵收糧食固然是主要工作，然而對內也不是沒有任何問題。沈心所在的部隊期間發生了兩次處理內部人員的事件。部隊裡頭有小頭目試圖給屬下額外的待遇，遭到了隊長拒絕之後，就自作聰明的進行了一定的小動作。結果被查了出來。

沈心即便是作為臨時工，也被勒令參加了審理。畢慶山盯著那兩個看著有些不服氣的小頭目，轉頭對參加審理的隊員們提了一個問題，“軍法可不可以違抗？”

“當然不能違抗！”隊員們都答道。沈心即便不敢回答，卻也知道正確答案。

隊長繼續問道：“那我有沒有傳達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