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抑的結果和機制及其在個人身上的病理後果。性經濟社會學進一步探詢：出於什麼樣的社會學原因，性被社會所壓制，並被個人所壓抑？教會說，是出於要從地獄中獲得拯救之緣故；神秘的道德哲學說，這是人的永恆倫理道德的天性的直接結果；弗洛伊德的文明哲學認為，這是為了“文化”的利益。人們難免產生懷疑，禁不住要問兒童的手Yin和成年人的性茭怎麼可能破壞煤氣站的建立和飛機的製造。顯而易見，要求壓制和壓抑性活動的並不是文化活動本身，而只是這種活動的目前形式，如果能消除兒童和成年人可怕的災難，人們願意犧牲這些形式。所以，這個問題與文化無關，而與社會制度有關。如果人們研究了性壓制的歷史和性壓抑的病因，人們就會發現，不能把它們追溯到文化發展的開端，換句話說，壓制和壓抑不是文化發展的先決條件。只是到了相對較晚的時候，隨著權威主義父權制的建立和階級分化的產生，性壓制才開始表現出來。正是在這個階段，性興趣普遍開始服務於少數人對物質利潤的興趣。在家長制婚姻和家庭中，這種狀況採取了一種穩固的有組織的形式。隨著性的限制和壓制，人類感情的性質起了變化；一種性否定的宗教開始出現，並逐漸演變成它的性政治的組織，即有著自己和先驅者的教會，它的目的不過是根除人的性慾以及由此而來的哪怕一絲一毫的幸福。從現在盛行的剝削人類勞動力的角度看，所有這一切都有充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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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講　性壓抑的社會功能（3）

為了理解性壓制與人類剝削之間的關係，有必要考察一下使得父權制權威主義社會的經濟情況和性經濟情況交織在一起的社會基本制度。如果不把握這種制度，就不可能理解一個父權制社會的性經濟和意識形態過程。對一切時代、一切國家和每一社會階級的男男女女的精神分析表明：社會經濟結構同社會的性結構和社會的結構再生產的交錯，是一個人最初的四五年裡在權威主義家庭中進行的。後來教會只是繼續了這種作用。因此，權威主義國家從權威主義家庭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家庭成了塑造國家的結構和意識形態的工廠。

我們已經發現了使得權威主義體系的性利益和經濟利益結合在一起的社會制度。現在我們應該探詢一下這種結合是怎樣發生的，怎樣起作用的。不言而喻，只有當一個人完全意識到提出這個問題的必要性時，對反動的人（包括工人）的典型性格結構的分析才能有答案。對兒童自然的性活動的道德禁錮（其最後階段嚴重損害兒童生殖器的性活動），使兒童感到害怕、羞愧、畏懼權威、順從，以及權威主義意義上的“善良”和“馴良”。它對人的造反力量起了一種削弱作用，因為人們極為畏懼每一種至關緊要的生命衝動。既然性是一個被禁止談論的話題，那麼一般的思想和人的批判能力也成了被禁止的。簡言之，道德的目的是產生逆來順受的主體，這些主體不管多麼悲傷和蒙恥都要適應權力主義秩序。因此，家庭是小型的權威主義國家，兒童必須學會適應家庭，以便為後來總的適應社會做好準備。人的權威主義結構——這應該是明確確定的——基本上是由於性禁錮和性畏懼嵌入性衝動的生命本質中而造成的。

如果我們考慮一下普通的保守工人的妻子的情況，我們也就容易理解了為什麼性經濟把家庭當作權威主義社會體系再生產的最重要源泉。在經濟上，這種妻子像自由的勞動婦女一樣是悲憂的，有著同樣的經濟狀況，但她投票支援法西斯主義黨；如果我們進一步弄清楚普通的自由的婦女的性意識形態同普通的保守的婦女的性意識形態之間的實際差別，那麼我們就會認識到性結構的決定性重要性。保守的婦女有著反對性活動的道德禁錮，使得她意識不到自己的社會狀況，這些道德禁錮使她害怕“性布林什維克主義”，從而也使她穩固地聽命於教會。從理論上說，有這樣一種情況：那些機械地思考問題的庸俗馬克思主義者假定，當經濟上的痛苦又加上了性痛苦時，人就會特別敏銳地辨別社會狀況。如果這個假定是真實的，那麼，大多數青少年和大多數婦女一定比大多數男子更喜歡造反。但現實顯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畫面，經濟學家完全不知道如何對付它。他發現不可理解的是，反動的婦女甚至對他的經濟綱領不屑一顧。我們的解釋是：對一個人首要的物質需要的壓制所達到的結果不同於對一個人的性需要的壓制所達到的結果。前者激勵造反，而後者——就它使得性需要被壓抑、不被意識到並作為一種道德防衛而固定下來而言——則阻止向這兩種壓制進行造反。的確，這種對造反的禁錮本身是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