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伊德使用了一種他所說的精神分析學的方法，發現了支配心理生活的過程。他最重要的、對現存的許多觀念具有壓倒一切的革命影響（起初使他仇視世界）的發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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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只是心理生活的一小部分；它本身是由無意識地發生的因而不易自覺控制的心理過程支配的。每一種心理體驗（不管看起來多麼無意義），例如夢、無用的動作、心理疾病和精神錯亂的模糊發音，都有一種功能和“意義”，如果人們能成功地追溯出它的病因，它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這樣一來，曾經完全蛻化為一種大腦物理學（“大腦神話學”）或一種神秘的客觀的格式塔理論的心理學，就進入了自然科學的領域。

弗洛伊德的第二個偉大發現是，甚至兒童也有一種活躍的性活動，這種性活動同生殖沒有關係，也就是說，性與生殖、性的與生殖器的，不是同一回事。對心理過程的分析解剖進一步證明，性，或毋寧說它的能量，即力比多（身體的力比多），是心理生活的原動力。因此，生活的生物前提和社會條件在頭腦裡相重合。

第十講　性壓抑的社會功能（2）

第三個偉大發現是，兒童的性活動（父母與孩子關係中最關鍵的東西，即俄狄浦斯情結，是它的一部分）一般是由於害怕因性行為和性念頭受懲罰而被壓抑的（“害怕閹割”）；兒童的性活動受到禁止並從記憶中被根除掉。因而，儘管兒童時期的性壓抑擺脫了意識的影響，但它並沒有減弱性的力量。恰恰相反，壓抑強化了它，並使它在頭腦的各種病理失調中表現出來。由於在“文明人”中間很少有不符合這個規則的例外，所以弗洛伊德說他把所有人都當作自己的病人。

與此相關的第四個重要發現是，人的道德準則根本沒有神聖的起源，而是來自幼年時期父母或父母代理人使用的教育措施。歸根到底，這些反對兒童性活動的教育措施是最有影響力的。最初在兒童的慾望和父母對這些慾望的壓制之間出現的衝突，後來成了個人身上本能和道德之間的衝突。在成｜人身上，那些本身無意識的道德準則，不利於理解性和無意識的心理生活的規律；它支援性壓抑（“性阻力”），並要求廣泛抵制對兒童時期性活動的“揭示”。

每一個這樣的發現（我們只提到了對於我們的主題來說最重要的發現）都透過自身的存在而構成了對反動的道德哲學，特別是宗教形而上學的嚴重衝擊，因為這兩種東西都主張永恆的道德價值，認為世界處在一種客觀的“力量”支配之下，除了把性限定在生殖功能上而外，還否認兒童時期的性活動。然而，這些發現未能發揮重大影響，因為立於其上的精神分析社會學阻礙了它們以進步的和革命的衝動方式所提出的大部分東西。在這裡我們不便證明這一點。精神分析社會學試影象分析一個人那樣來分析社會，把文明的程序和性滿足絕對對立起來，把破壞的本能當作永遠支配人類命運的首要的生物學事實，否認原始母權制時期的存在，由於迴避自身發現的結果而最終成了一種跛腳的懷疑主義。它敵視根據這些發現而進行的努力，倒退了許多年，它的代表頑固地反對這些努力。但所有這一切絲毫動搖不了我們維護弗洛伊德的偉大發現，反對任何一種不管出自任何緣故的攻擊的決心。

性經濟社會學的探索路線依據的正是這些發現，這條路線並不是用弗洛伊德來補充、取代或調和馬克思，或用馬克思來補充、取代或調和弗洛伊德的典型嘗試。在上面一段話中，我們提到在歷史唯物主義中有一個領域，精神分析學應在這個領域起一種科學的作用，而這種作用是社會經濟學不能夠完成的，即理解意識形態的結構和動態，而不是理解它的歷史基礎。由於結合了精神分析學提供的見解，社會學能達到一個更高的標準，並能更好地支配現實；人類性格結構的性質將最終被把握。只有頭腦狹隘的政治家才會指責性格分析的結構心理學不能夠提出直接的實際建議。而且只有政治上喋喋不休的人才會執意譴責它被一種保守的生活觀所扭曲。而真正的社會學家將承認精神分析學對兒童性活動的理解是一種非常有意義的革命行動。

自然而然，建立在馬克思社會學基礎和弗洛伊德心理學基礎上的性經濟社會學的科學，同時本質上是一種群眾心理學的和性社會學的科學。它拒斥弗洛伊德的文明哲學儘管這種哲學是唯心主義的，但其中蘊含的關於現實生活的真理要比所有社會學和某些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蘊含的真理之總和更多。，它開始於精神分析學的診斷心理學探索路線終結的地方。

精神分析學揭示了性壓制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