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消除“三大差別”。但是，群眾的反映是毀多於贊，最後在文化革命的猛烈衝擊下，這些學校只好關門大吉。問題是“兩種教育制度”令社會上的不平等更加凸顯。當年，傳統的教育制度實際上是得到了加強，尤其是開設了擁有優良師資豐富資源的“重點學校”。這類學校幾乎毫不例外地是給高幹以及沒有政治問題的知識分子或文藝界精英的子女預備的。那兒的學生考入大學的合格率高達70…80％，而職工子女上的普通中學只有20％左右的成功率。此外，普通學校的成績一般的學生，就像出身不好的學生（不管水平如何），他們唯一的機會就是進入培養具有一定技術知識的工人或農民的半工（農）半讀學校。這樣，某一些人的命運早就定為下鄉，而另外一些則完全沒有這種顧慮。當年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人童大林曾經這樣談論北京的一所“重點學校”：

“我們的畢業生不會成為董加耕＇他可是知青模範　＇。我們學校應該培養的是縣委書記、宣傳部長、婦聯主任、中央委員、總理、領導人　國家級人物和軍官。”＇　《北京文化革命通訊》1967年12月，刊於SCMP；　200；　supp。；　1967年8月31日。＇

矛盾及保留態度

1963…1966年間下鄉運動表面上的合理性隱藏著深刻的矛盾。這個政策既是一種具有強迫性質的計劃，又建立在自願基礎上。它要喚起高尚的情操，但卻製造更深的社會不公。下鄉人數定額分配到負責幹部手中，他們然後再去動員年青人。然而，怎麼可以說服某一些人必須作出不是人人都得作出的犧牲呢？事實上，這個幾乎是行政指令的規劃因此就得借用運動的形式，而這場運動的開展則要依賴意識形態方面的利誘以及不可為人覺的經濟政治上的壓力。管家們不能不理會意識形態，不然，在當年的政治形勢下，對他們以及對他們的目標實現都會有危險，因為思想意識最高制定者只能是毛，而毛有其它的目標。對他來說，思想意識並不只是遮掩經濟需要的一件外衣，而是有著特定的現實意義。其實，毛自從因大躍進失敗靠邊兒站之後，心中就唸念不忘要進行政治報復。自1962年，他即發起攻勢，聲稱不可忘記階級鬥爭，因為，如果忘記了，在中國資本主義就會壓倒社會主義。因此，文化革命前的那幾年全國處於越來越政治、也越來越緊張的氣氛中。這可以從圍繞著下鄉運動的各種宣傳中強烈地感受到。從1964年起，所強調的越來越側重於下鄉的必要性是為了自身革命化以及與農民群眾相結合，而不再是參與國家的經濟發展。1964年2月16日《人民日報》社論已經把提高政治覺悟放到了下鄉運動目的的首位，遠在實現農村現代化之前。到1965年；對意識形態目的的反覆強調就越來越佔上風。在這種氣氛下，給知青和他們的父母施加了極大的壓力：拒絕下鄉，就是拒絕革命；拒絕革命，可能就是反革命。強制下鄉開始了，比如在廣州，就有600名出身不好的半工半讀學校的在學學生被迫在學年當中（1965年2月）下鄉＇　S。　Rosen；　前引，頁17，21，23。＇。實際上，當時有的地方出身不好的學生都處於同樣的不可抗拒的壓力下，而文革後就普及到所有的學生了＇　J。　Gardner，前引，頁271。＇。這兒有一例，我們的一位受訪者是上海人，出身不好，1965年時和他的哥哥就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困境：政府只准許他們之中一個留滬工作，另一個必須到新疆去。在他們兩個作出決定之前，誰都得不到工作，連糧食供應都停止了。最後是16歲的弟弟作出了犧牲＇　與F。M。D。的訪談紀錄，1985年7月21日。＇。

毛的出擊引致政治強硬，結果造成上述那些極端現象，儘管如此，文化革命前的下鄉運動總體來說還是建築在自願基礎上。就算那些年青的畢業生並不都歡欣鼓舞地去下鄉，但多數情況下，他們可以選擇下去或者在城裡等待工作機會，甚至接受服務行業裡的不太看好的一份工作。也有自願去的，那經常是心存希望過一段時間可以返城找到合適的工作或參加以前沒能透過的考試，也有的希望儘快在當地獲提升作幹部。廣東省黨委第一書記陶鑄當年曾答應下鄉知青幾年後可以回城，後來在文化革命期間被轟。廣州市真的給知青發了“城市戶口保留證”，一直到1963年＇　S。　Rosen；　前引，頁13。＇。儘管有這些允諾，儘管宣傳部門天花亂墜把最不宜人的地方形容成錦繡花園＇　這類花言巧語的眾多例子在紅衛兵小報上都有列舉；見J。　Gardner；　？Educated　Youth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