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　V（16）；　1967年10月2日，第五版。＇

政府的這份雄心萬丈的規劃當然會讓人不得不考慮到財政預算。1950年代，知青下鄉“不向國家要一分錢”，得到了高度讚揚。當時年輕人的熱情如此高漲，他們甚至自願付出大部分的交通費和安置費。但1958年起就有了一些改變，習慣上是向去農場的知青發放安置補貼費。然而，面對大量知青，這筆補貼費對國家來說就太高昂了，加上國營農場已經容納了太多的人，得建立新的，這就要花費更多的錢。假如這些農場不能贏利，那麼國家的負擔就更重，因為必須給職工發放工資。在這種情形下，政府唯一的解決辦法只能是將知青遣送到農村去，到人民公社生產隊去。到那邊去所需要的安置費遠遠沒那麼昂貴＇　鄧小平在1964年1月的一個講話中談到經費問題，他估計在生產隊安置一名知青需要200元，而安置在國營農場就需要1000元；見定宜莊，前引，頁222。＇，而知青的工資也不是國家的事情了，是由生產隊根據集體勞動所得來進行分配。因此，從1963年起，大部分知青都是被下放到農村去的。

掌管下鄉運動（直至終了）的辦事機構是在這個時期建立的＇有關知青工作領導機構的歷史演變，見顧洪章等，《始末》，頁245…250。＇。最初，負責遣送知青的機構是主管安置大躍進後精簡農村出身的職工的。主要負責機構是農墾部。關於這個問題的第一份綜合檔案1962年6月1日公佈，名為“關於精簡職工安置辦法的若干規定”，並責成該部成立安置辦公室協調全國工作。11月周恩來要求國務院農辦建立中央安置工作領導小組，由農墾部承辦。隨後，安置知青的工作就附加到這些機構的常務工作中去，直到遣送知青成為一項單獨的工作任務之時。1964年1月9日透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明確規定成立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由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任組長，設定在他本人領導的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內。此後，各級行政機構都必須成立相應的小組和辦公室，可以與經已成立的安置職工辦公室共用，不過，在這種情形下，任務必須明確分清。大量知青需要安置，因此，縣，作為最低的一層，必須成立“安置工作組”＇　這個決定是作為中共中央1964年1月16日第40號（1964）檔案發出的。全文登載於國務院知青辦主編的《知青工作檔案選編》，頁23…30。＇。這種制度很有組織地一直運作到文化革命，其間定期召開全國會議檢查工作＇　顧洪章等，《始末》，書中多處談到。＇。文化革命後，“革命家”替代了“管家”，當年嚴密的官僚行政制度不復存在。

如何儘可能最合理地貫徹當時看來很有必要的政策，這種憂慮也反映在半工（農）半讀學校的制度化問題上。這類學校是大躍進的產品。1957年毛髮現在青年知識分子中有大量的“右派分子”，這令他大受刺激，因而在1958年反覆強調教育制度必須為農民工人服務，更好地與實際勞動相結合。這條最高指示引來的是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檔案“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它將在往後十幾年裡指導這個領域的工作。教育政治化與普及化是其主導思想。為了能夠滿足教育的需要，必須提倡建立各類學校，鼓勵各方投入資金，特別是創辦由集體及企業資助的半工半讀學校。劉少奇從1957年就很關注這些問題，大力推動落實這項政策。他認為這類學校可以與傳統的全日制學校同時並行發展。毛及其他領導人當時對劉的“兩種教育制度”表示贊成。於是，許多不同的這種型別的學校在大躍進及隨後的困難時期中發展了起來。到了1964年，又提出大量遣送知識青年長期上山下鄉，與此相聯絡，劉的設想是有系統有步驟的方案。既然“大多數”城市青年得去鄉下勞動，那麼，培訓他們未來從事農業生產顯然是合乎邏輯的。這就是設定在農場或農村的半工（農）半讀學校的職能，年輕人在那裡學習農業技術基本知識，同時熟悉生產活動，以備畢業之時可以完全投入。這類學校在1964…1966年間達到相當興旺的局面。然而，到文化革命前，那些年輕人似乎特別覺得上這類學校比上山下鄉強，大部分還在盡一切努力使自己能在畢業後返回城市＇　定宜莊，前引，頁337…348。＇。

這類學校的建立使為數眾多的農村或城市年青人有機會同時學習知識及技術。這正正適應了培訓下鄉知識青年的實際需要。此外，劉少奇還認為那是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相結合的一種方式，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