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遇羅克》。＇，也是在1961年初到北京郊區的一個公社去的。雖然他的統考成績優異，但因父母的政治問題，1960年卻被拒絕進入大學，其後他決定下鄉以明志。儘管這樣，第二年又再參加一次大學入學考試，還嘗試申請參軍，兩者都以失敗告終。1964年初，他因病返回北京，靠做臨時工生活，同時仍然繼續在鄉下時都沒停止過的自學與寫作。遇羅克的個案很值得研究，因為他的情況在1960…1966年間下鄉的相當一部分知青中極為典型：出身不好或者出身一般的年輕人總是被人歧視的，想繼續學習或找到工作，希望很渺茫。實際上，在1960年代“出身不好”的陰影越來越嚴重地影響著為數愈加龐大的人群。首當其衝的是“黑五類”＇　地主、富農、反革命、右派和壞分子。＇　的子女，跟著是老“資本家”的或者與外國有聯絡的各類人等的子女，最後就是知識分子的子女。遇羅克代表著少數理想主義青年，早在1960年代初期就有意識地用行動證明，雖然出身不好，但有積極的革命精神。他們自願去下鄉，是將此看作必須經受的一場考驗，而不是最終的命運安排。然而，大多數這類“出身不好”的青年只是因為完全沒有希望在城裡找到工作，又不能再依靠父母生活，才下鄉的＇　有關遣送出身不好的青年下鄉以及遇羅克，見定宜莊，前引，頁286…289。＇。

遇羅克的例子說明，現實中起碼有一部分沒有反映在官方的統計裡。雖然那幾年間，在中國不同地區像北京、廣州、上海、四川、陝西，等地都有下鄉的＇　S。　Rosen；　前引，頁23；《文匯報》1968年5月25日，刊於SCMP；4207；頁15；《人民日報》1975年2月4日第四版；《山西日報》1963年3月26日。＇，可是我們找不到任何有關1960…1961年間的官方數字，這可以說明這兩年中的知青下鄉不是國家統一組織的，而是各地各有各的安排。對中央政府來說，只要地方的舉措有助於減少在城市生活的人口，那就都是好的。有些年輕人單獨去到跟他們有特殊關係的農村地區，有些去國營農場，還有些給安排進半工半讀學校，這些我們後面會談到＇　見本書，頁87…88；定宜莊，前引，頁193…216。＇。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