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於M。　McCauley，前引，頁174…176。＇。兩場運動規模上區別分明，其原因就在於蘇聯頭幾年獲得成績的兩項主要因素在中國都不存在：一方面是農業機器和交通工具；另一方面是具有農業知識的年輕人。由於那些中國墾荒者能付出的只有體力和耐力，城市青年到了那裡就不能完成交付的任務＇　定宜莊，前引，頁60…68。＇。因此，從1956年年底起，即使為了宣傳繼續大唱頌歌，但這場墾荒運動的失敗是顯而易見的了＇　1959年各個青年志願墾荒村紛紛併入國營農場系統。最為諷刺的是，到了1963…1964年間，這些農場“精簡”機構時，有118名以前作為模範典型廣為稱頌的女墾荒隊員被壓縮了出來，她們當時已經與其他的墾荒隊員結了婚，最後被逼退職當家屬。楊華的妻子就是其中之一。儘管她們在1970…1980年期間多次寫信給中央，甚至寫信給胡耀邦，但始終沒能解決復職問題；見劉小萌，前引，頁782…785。亦見李眉主編的《荒原上的足跡》，頁207，這本書收集了當年北京志願墾荒隊員的回憶錄及有關文章。＇。在那個時期，領導人其實很需要一些能感人肺腑的講話與振奮人心的模範事蹟，因為他們擔心城市就業情況惡化引致不滿情緒爆發。反右鬥爭的政治形勢有助於採取強制性的措施，1957年6月以後明顯地增加了遣送青年下鄉的人數：從1955…1956年的幾千人一下子跳到1958年的7萬9千人＇　T。　Scharping，前引，頁145。Scharping所引的是估計數字。根據官方資料，1957年底有“7萬9千多”名城市青年去了農村，見張化，前引，頁142。＇。1956年後，知識青年不再到墾荒區的國營農場去了，而是去毛所強調的農村合作社，因為那裡需要識字的人。在最初階段，遣送下鄉與城裡的就業或升學問題是清清楚楚連在一起的。

推理來看，確實具有減輕城市壓力的優越性，但不久在大躍進期間無暇再考慮這個問題，下鄉運動自然就完全停止了。當時，儘管仍舊大力宣傳知識分子想要“又紅又專”，就必須深入到群眾中去鍛鍊，還得參加體力勞動，但是工廠企業擴大招工，學校擴大招生，這都使遣送學校畢業生下鄉成了一句毫無意義的口號＇　T。　Bernstein，前引，頁52。＇。在毛帶頭的集體瘋狂時期，遷徙運動的方向倒轉了：許多知青回流，特別是農民以百萬數計地湧入城市，還找到了工作。然而，禍福彈指間，一下子就從歡樂的浪尖掉進了災難的深淵。在農村兩三千萬農民餓死，而在城裡糧食配給量就減少了很多。對國家的預算來講，這種形勢到了無法掌握的地步：必須保證城市的物質供應，可是城市居民從1957年底的9千9百萬上升到1960年底的1億3千萬，還必須發工資，而受薪者人數幾乎翻了一番（從3千1百萬增加到6千萬）＇　《統計年鑑》，頁90，107。＇。但是沒錢，很多城市工廠便不得不關閉（1960…1965年間有10萬家）。因此，應該將遷徙運動的方向重新扭轉過來。首先提上日程的是將大躍進期間受僱工廠的農民（1958…1960年間共有2千多萬人），必須儘可能快、儘可能多地把他們遣送原居地。這項工作在兩年多一點兒的時間內就完成了。所有的，只要是能減輕城市負擔的措施都考慮到了。所以又開始一場規模巨大的知青下鄉潮。1960年8月黨中央發出“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新方針，號召出身農村的知青大批迴鄉，向邢燕子這個女知識青年新模範學習＇　定宜莊，前引，頁185…187。＇。

大躍進失敗後的加速進行

現在輪到城市出身的年青畢業生了。有關下鄉，官方的統計資料都只從1962年算起。事實上，我們知道城市青年從1960年底起就離開城市，就是說從城市精簡人口運動開始之時。在1961年1月召開的中共8屆9中全會上，決定貫徹執行“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並掀起“支援農業運動”＇　《人民日報》1961年1月21日第一版。＇。遇羅克，後來為“出身不好”的子女伸張正義而犧牲的烈士＇　遇羅克之所以成名，是因為他寫的一篇名為“出身論”的理論文章，他在文中揭露凡被共產黨政府鄙視的人士的子女遭到社會歧視的現象。該文刊登在文化革命初期的一份紅衛兵報紙上，頓時引起極大反響，但作者因此在1968年被捕判死刑，並在1970年公開處決，他當時只有28歲。見《光明日報》1980年7月21日第一版及1980年7月22日第三版。亦見遇羅文，《我家》，以及徐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