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8年6月7日，刊於SCMP；　4216；　頁3…4。＇，以至於最後一批造反知青在1968年上半年都不得不走了，回到農村通常被當作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物件＇　S。　Rosen，前引，頁64。＇。當年，所有不是由革命理想推動而提出的個人或群體的訴求都被戴上“經濟主義”的帽子。正是為了反擊這種指控，某些造反知青才要求真正毛式下鄉運動。這場新型運動到1968年真的成為現實了，然而，比之過去的下鄉運動，它將更不得人心。他們唯一值得安慰的，僅此一點＇　訪問X。X。的紀錄，1978年7月5日。＇，是許多其他的城市青年也來與他們共命運。

紅衛兵成了知青

浩浩蕩蕩的上山下鄉大軍出發了（1968…1969）

1968年劉少奇和鄧小平被清除了。周恩來政治上勉強站穩了，不過明顯地排在毛澤東的後面，而毛得到林彪領導的軍隊的支援。因此，偉大舵手成了活菩薩，靠著發表最高指示控制國家。

紅衛兵成了知青

雖然政治鬥爭與官僚政府機構癱瘓令遣送知青下鄉無法繼續進行下去，但宣傳部門從來沒有停止過給那場運動唱頌歌，特別是在1967年初當政府試圖遣返逗留在城市的知青以後。這樣有組織的再度掀起下鄉運動正巧與紅衛兵運動的分裂消亡發生在同時。對最富有理想主義的人來說，前者應該被看作是後者必要的延續，是對毛式理想表忠心的另一種形式。1967年夏天起，也就是文化革命開始一年以後，一些年青人覺得紅衛兵被困在死衚衕裡，很失望，同時又看到不同派別的組織各自聲稱代表毛澤東思想，然後大打派仗，甚至武鬥，流血，很無聊，他們都心灰意懶，於是開始尋找另外一條路子來搞革命。一個北京紅衛兵，造反派小頭頭，倡議創辦紅衛兵大學，得到300名青年的支援。後來考慮了這項計劃的具體細節，想到自己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可能完成無產階級教育革命。他們必須首先實現思想革命化，與群眾相結合。1960年代曾大肆宣傳並樹立了下鄉運動英雄，這些年青人深受影響，他們因此決定走那些知青模範的路。他們之中只有10位是一直走到底的，其中包括髮起者曲折，他的名字就意味著前面的道路曲折難行。他們向新成立的北京革命委員會提出申請，要求去內蒙的一個貧困地區，併到一個牧民生產隊去插隊。當局不但很快就接納了他們的要求，而且準備把他們樹立為新典型，其他城市青年得向他們學習。他們獲得了中央領導的高度讚揚。革命委員會在10月9日，他們動身出發的前夕，組織了歡送會。第二天，一些傳媒報道了有關他們的訊息，而11日這條訊息就上了《人民日報》及其它報紙的頭版＇　見劉小萌，前引，頁110…113；曲折的見證：《草原啟示錄》，頁1…6。＇。一個月後，第二批為數1200名的北京理想主義青年步他們後塵出發去內蒙和東北＇　劉小萌，前引，頁114。我們的一位訪談者就是那一批青年之一，見本書，頁239。＇。

1968年2月8日，又有一隊55名首都青年上路，奔赴邊疆地區，不過是在祖國的另一端，雲南南部的西雙版納。他們1966年當紅衛兵大串聯＇　為了推廣文化大革命，毛在1966年6月提出讓紅衛兵到全國去串聯，由國家負責所有經費，包括旅費。年輕人們緊緊抓住了這一出乎意料的機會進行免費革命旅遊，後來政府幾經困難才得以終止這場代價不菲的運動。＇的時候去過那邊，之後就愛上了這塊絕妙的熱帶土地。如今，他們決心與群眾相結合，發展這個“落後”地區的橡膠業，於是就在1967年11月27日遞交了一份申請給周恩來，告訴他：　“只等中央首長一聲令下，我們就奔赴戰場！”。周當天就作出批示表示支援。一到達目的地，他們就寫報告刊登在《紅衛兵報》上，呼籲其他的同學仿效他們走同一條路＇　劉小萌，前引，頁116…119；顧洪章等，《始末》，頁101…102。＇。另一位北京女學生決定回到大串聯去過的一個地方插隊。那是山西山區裡很偏遠的一個窮村子，當年她步行前往延安的路途中曾在那兒落過腳。後來，她離隊隻身回到那個村子去，請求讓她留下像一個窮苦農民那樣生活。她的北京同學把她叫了回去，可是她很快就厭惡了紅衛兵的所作所為，這次她正式打報告要求回到那個村子去。她還將原來的名字“蔡玉琴”改作“蔡立堅”，以示自己的堅強決心。由於父親是個模範工人，她從小就接受嚴格的中國革命理想主義教育。她終於在1968年3月回到了那個村子安家落戶。196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