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淨”＇　同上，頁32。語錄引自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808。＇。

光靠體力勞動是不夠的。農民還必須幫助這些城市青年改造思想，批評他們，用毛澤東思想教導他們。一個別開生面的教育方法就是“憶苦思甜會”，會上由一個老農講述以前受過的苦，然後與今天的甜作比較。對知青來說，農民因此變成了模範人物，變成了“幫助他們提高革命思想水平”的老師＇　Chine　en　Construction，1969年4月號，頁40。＇。雖然知識青年中很大一部分是工人及革命幹部的子女，他們還是要拜農民為師。這顯然賦予了農民極高的政治地位。假若對毛澤東思想中的烏托邦主義及民粹主義方面沒有充分認識，那就會對在馬克思主義制度下農民地位高於城市人的現象莫名其妙＇　M。　Meisner；　前引，第二與第三章。＇。且聽聽毛澤東在文革前私下向他的侄子毛遠新這樣表示：

“以前我當過小學校長、中學教員，又是中央委員、也做過國民黨的部長。但我到農村去和農民在一起時，深感到農民知道的東西很多，知識很豐富，就不如他們，應向他們學習。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員吧！怎麼能比農民知識多呢？＇　毛澤東，，1966年2月18日，刊於“毛主席文選”，編者不詳，頁87。透過紅衛兵刊物傳出的毛談話版本之間都稍微有些不同。另一個版本的日期是1964年2月，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當然，有幸能得到這一崇高地位的只有無限忠於毛主席並以其思想武裝起來的貧下中農：“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交付給我們對知青進行再教育的光榮任務，＇　＇我們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他們＇　＇，讓他們儘快地成為既有文化又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勞動者，讓他們和我們一起把農村辦成毛澤東思想的紅色大學堂”，政府的宣傳中農民們就是這樣表明他們的態度的。他們無限熱愛毛主席，因此，每當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達村子裡，就算在半夜，他們之中有的會立刻起床，連夜在油燈下學習＇　新華社訊，1968年12月23日；　刊於SWB；　1968年12月30日；　《中國建設》法語版，1970年5月號，頁14。＇。

聯絡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農民，並與他們打成一片，已經掌握一定文化的城鎮青年將會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農民”。這種再教育能否成功的前提，一方面是這些農民真的具有一切高尚革命品德，另一方面是千百萬城市青年的思想有完全的可改造性。文化革命前，1964年1月透過的有關上山下鄉綱領檔案曾經對政府在這方面的期待有過意味深長的解釋。充分肯定改造知青是完全可能的同時，檔案明確指出，插隊到農村去的人需要用兩年左右的時間達到生活自給，再用三五年建立像普通農民那樣的一個家庭，但是想讓他們“從思想上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當作自己的終身事業”，那就需要“更長一些時間”＇　顧洪章等，《大事記》，頁43。＇。毛認為這種可改造性毫無疑問是存在的，而他自己就是知識分子改造成無產者的成功典範。這就是他1942年5月在有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闡述的：

“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　＇，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　＇。這就叫作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808。＇

1942年，毛要求所有去延安追隨他的革命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們以他為榜樣進行自我改造。他們之中不少人在那個時期去了農村＇　M。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頁224…229＇。到了1968年，輪到千百萬青年人被送去當“新型農民”。不難看出這種“新型農民”其實就是斯大林的“新人”的變種，只不過中國共產黨幾十年間要比他更樂觀更執著地去力圖塑造＇　D。　J。　Munro；　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我們甚至可以說，從為改造人的思想而抱有的雄心壯志來看，上山下鄉運動確實是這類嘗試的絕好典範，成敗與否都具有一定的實驗意義。

縮小“三大差別”

上山下鄉運動的意識形態目標並不止於此。嘗試塑造新型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