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雙版納大罷工及“回城風”

是雲南省西雙版納國營農場的知青發起這第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大規模運動，其影響波及到全國各地。他們為什麼扮演了先驅者的角色？有幾個理由能解釋這一點。像在其他農場一樣，知青是集中在一起的，而且在整體勞動力中佔著重要的比例，所以在當地那個小社會里是舉足輕重的。他們的年紀也比較大，因為他們是在1968…1970年間到達的（四川知青是1971年到的）＇　在106600名遣送到雲南農場及農村的外來知青中，51483人在西雙版納，其中有33672人是從上海去的，14556人從重慶去的，3255人從北京去的；見《西雙版納五十年》，頁142。在雲南其他地區也有成都的知青。＇。從他們到達當時還是屬於軍隊的農場以後，就面對受極左思想毒害極深的言行粗暴的幹部，這些幹部覺得自己身處邊疆遠離北京，可以為所欲為，正是天高皇帝遠，沒人管。調戲姦汙、拳打腳踢、侮辱欺凌等迫害事件層出不窮，1973年的會議上已經特別注意到了；而生活條件，尤其是衛生條件，仍然是非常簡陋落後的。

運動是10月底在景洪農場從為一封《致鄧副總理的公開聯名信》彙集簽名開始的，信是由10分場學校教師、上海知識青年丁惠民執筆起草的。信不是寫給當時中央“頭號人物”華國鋒的，而是寫給鄧的，人們認為他是文化革命中受迫害者的希望所在。簽名的知青在信中控訴極左政策對他們的摧殘，訴說要求返城的願望。《公開信》寄出以後迴音渺然，但是簽名的幾千名知青卻受到農場領導的刁難。11月16日又發出了第二封，對下鄉運動的批評上升到理論層面。信中尖銳地指出讓知青上山下鄉根本不能縮小三大差別，政府應該面對這個事實改變政策。不到10天，1萬多名知青在上面簽了名。運動擴充套件到了整個西雙版納地區。11月初，37個分場的代表集中在景洪，為北上請願成立了“籌備總組”，丁惠民當選為負責人。第二封信寄出後，仍然是杳如黃鶴。知青們就決定親自把請願信送到北京去，這次是寫給“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鄧小平”的。是以“5萬名雲南的知識青年”的名義寫的，信中揭露社會里的不公平現象：有權有勢家庭的子女紛紛離鄉返城，普通工人的子女就被人拋棄在這個地方繼續從事艱苦的勞動，只有缺少營養的飲食和枯燥無味的生活陪伴，另外還得忍受各級頭頭的辱罵欺負與拳腳棍棒。四人幫倒臺都過了兩年了，可是他們的問題還得不到解決，他們對此大惑不解，在信的最後只提出了一個要求：“不求金，不求銀，只求讓我們回到父母身旁吧！”有幾萬知青在請願書上籤了名，有的是用血寫的。另外還為支援赴京請願的代表組織了募集捐款的活動。但是西雙版納州政府禁止他們啟程。為了表示抗議，12月8日籌備組發表了《罷工宣言》號召所有知青立即進行無限期罷工。各分場知青一致投入行動。首批請願團40名代表12月16日從景洪出發，20日到達雲南省會昆明。第二批請願團由丁惠民帶隊18日離開景洪。雲南省委企圖阻止第一批請願團赴京，但徒勞無功。22日晚，知青代表已經登上了火車，可是昆明站接到上頭命令，不開車。事情鬧得很僵，代表們24日晚就決定採取臥軌行動。臥軌一直堅持到第二天晚上。在此同時，丁惠民將第二批請願團分成3組：一組8人出發去上海，一組7人啟程去重慶。這兩組吵得震天動地，就是為了調虎離山，把外界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好讓另外一個丁惠民及其他25人小組從容行動。這26名代表在昆明市郊的一個小站上了開往成都的火車，然後從那兒再轉車，終於在12月27日到達首都。一到北京，他們就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有的還畫上了連環圖），還到最高領導人的住處中南海門前靜坐示威。跟著那幾天，他們不時組織遊行，要求見華國鋒和鄧小平＇　路透社訊，1978年12月27日，刊於《明報》1978年12月28日；Le　Monde，1979年1月2日；《中國之春》1987年4月號，頁79…87；《北京之春》第一期，載於華達（C。　Widor）編；《中國民辦刊物彙編》；第二卷，頁99。＇。他們主要是揭露雲南農場幹部的惡劣行徑，這些幹部橫行霸道或者漠不關心導致了許多悲慘事件，知青代表將其中一些具體事例公之於眾，希望能借此贏得公眾輿論的支援＇　我們親自從民主牆上照下來的那些大字報中的三張，被譯成外文並登載於V。　Sidane；　前引，頁206…210。＇。正在參加中共11屆3中全會的中共領導人面對這一異乎尋常的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