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這類知青中很多人已經非法回城了，所以這次只是准許把戶口也帶回來（見《吉林省志　經濟綜合管理志　勞動》，頁98）。雙方都是知青的夫妻最後由原居城市接收。對那些來自兩個不同城市的知青夫妻，問題就比較大：各方必須先回到各自的原居地，然後自己想辦法尋找處於同樣困境的人，以作戶口對調（見本書，頁170，註釋113）。＇以及那些已經在當地有了一份有工資收入的工作，他們有的是直接獲得的，有的是應徵入了伍又復了員之後分派的。他們之中有工人、幹部、教師、醫生，等。除了那一批返城上了大學或進了工廠的以外，上述的那些知青就組成了一個承上天眷顧的特權階層，那個時期，其他知青還在農場種地，最倒黴的還在農村靠掙工分過日子。不過，到了1979年，事情倒過來了，當年頭一批上調從事有工資待遇的非農工作的青年，現在成了最後一批：他們不再被當作知青，原則上無權享受頂替政策，只能寄希望於有一天能被調回原來的城市，但沒有很重要的高層次關係是辦不到的，而有這種關係的一般都已經回城了。所以，這類老知青中的一位發出了哀嘆：“上調吃虧”＇　《文匯報》1979年3月4日第二版。＇。

12月的決定在已經安置好的知青中激起了一片憤怒，這種憤怒情緒很快就過渡到自發的訴求行動，規模之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但是，憤怒之深不夠解釋抗議之廣。當時正是華國鋒與鄧小平之間權力爭奪白熱化，也就是在這樣特殊的政治形勢才能出現知識青年組織的大量抗議活動以及對返城願望的集體公開表達。1978年下半年，鄧越來越依賴批判文化革命，並給大批的受害者平反，令他的對手難堪之極。這樣來清算毛晚年的遺產，也可以被理解為黨在威望降至極低點的時候力圖挽回自己的合法性，特別是在知識分子這一階層裡，因為改革派需要他們來參加國家現代化建設。這種形勢必定導致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改動。既然政治對手自認是前領導的繼承者，只要老百姓的困苦可以算在過去領導人及過去政策的賬上，國家就會突然對此表現不尋常的關懷。目的不僅是令政治敵人失去人心，也是為了建立實現經濟現代化必不可少的社會共識。上海勞動局的一名負責人曾經說必須找出一個辦法來解決下鄉運動引致的不滿情緒，他這樣解釋：

“如果我們不能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將來就無法調動廣大人民群眾與這些知青的父母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才可以使國家進入一個穩定團結的局面，才可以把重點放在國家現代化的工作上。”＇　法中友好協會的一份關於1979年8月訪問上海的報告打字稿，題為：“與陳壽先生（上海市勞動局負責人）的交談”，頁　7。＇

政府所持的新姿態最驚人的表現是在1978年11月15日推翻對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的定論，從反革命事件翻案成“完全的革命行動”。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評論員”文章，宣佈為建國以來所有錯判的冤案平反，當然有幹部，還有知識分子，“革命青年”和“工農群眾”＇　《人民日報》1978年11月15日第一版。＇。許多知青，還有其他階層的人，都認為自己是被冤枉的，是犧牲品，從而覺得是行動的時候了。這就是當時人們稱作的“上訪運動”。這個運動得到了“民主運動”的共鳴及支援，儘管兩者最初的目的並不相同。這場民主運動是中國第一個自發的政治運動，而且被批准在“民主牆”上發表自己的觀點，從11月中起，先在北京，後發展到其他大城市。上訪人士與民主鬥士都用大字報和遊行來表達意見。在這短短的“北京之春”期間（其實是在隆冬時分花開綻放的），民主派們甚至還創辦發行“民辦刊物”，是一些非官方的油印小本雜誌，而且一下子就分發完畢，他們還建立了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小組，這些小組有的時候還為某些上訪者辯護＇　V。　Sidane；　Le　printemps　de　Pékin；　另見V。　Sidane　&　W。　Zafanolli；　Procès　politiques　à　Pékin　：　Wei　Jingsheng；　Fu　Yuehua。＇。

一邊是官方小心翼翼地在解凍，另一邊是社會訴求在日益沸騰。在這種氣氛下，知青一方面心急如焚（已經枉然等了好幾年了），另一方面又對全國會議能不能有個令人滿意的結果沒什麼信心，所以就不用等會議結束了。相反，會議正在舉行，正好讓與會人士聽到知青們的呼聲。